自1949年中國出現台海兩岸分離以來，兩岸關係一直是東亞區域安全的熱點問題。目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國際層麵的突出含義之一，仍是其對於東亞區域安全的影響和作用。但冷戰的結束、中國的崛起和東亞經濟政治合作的發展，已使得兩岸關係對於東亞區域安全所扮演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兩岸關係作為東亞區域安全最具敏感度的因素之一，同整個區域格局的未來走向存在著直接的聯係。換句話來說，東亞區域安全的穩定和合作無法脫離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合作，穩定與合作的兩岸關係是東亞區域安全演進的充分條件。
冷戰後的今天，東亞區域安全仍處於調整和重組之中，新的區域安全結構尚未真正形成。這一方麵給兩岸關係與區域安全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新的彈性空間，另一方麵出於維護區域安全的努力，又給兩岸關係設置了新的限製。本章將從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區域安全建設出發，分析其對兩岸關係的作用。
後冷戰時代東亞安全的基本格局
後冷戰時代東亞安全正處在新、舊更替的時期，雖然新的區域戰爭或由區域戰爭引發全球戰爭的危險已經大大降低，區域和平的前景是二戰以來最好的時期，但從維係東亞的經濟強勢出發，一個更為穩定、安全和合作的格局還遠沒有形成，其突出特點是不確定性在增強。[1]台灣海峽關係有可能出現的爆炸性結局隻是東亞區域安全不確定性的一個方麵，其他還包括中美日三邊關係、南中國海爭端、朝鮮半島局勢以及一係列尚未解決的邊界和主權糾紛。[2]整個東亞的區域安全架構針對這些不確定因素迄今沒有建立起可以充分疏導、協調和集體行動的多邊安全機製，這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兩極體製的崩潰雖然並沒有出現霸權穩定論者所預言的動蕩局麵，但是多極主導下的東亞安全依然還未形成可以取代兩極體製因霸權而穩定的相應框架。霸權穩定或兩極穩定的理論盡管迄今仍存在著爭議，比如有些學者讚同此說，也有的學者認為多極比兩極更能有助於和平，[3]可是，兩極霸權至少在20世紀70—80年代末的東亞開創了像“中美蘇大三角關係”這樣的戰略製衡機製，使得地區安全的穩定具備相應的基礎。當前東亞以美、中、日、俄為代表形成了不均衡的多極體製，東盟和韓國等區域組織和新興國家的作用也在多極化趨勢中不斷活躍，但多極化本身並不意味著地區安全的有效機製，相反，多極化可能會增加區域性衝突。多極和平與多極化這一事實幾乎不是同一概念。[4]
其次，雖然地區安全保障機製逐步在走向多元化，但權力均衡仍是東亞安全的主導性構架。1994年東盟地區論壇（ARF）成立以來，在ARF框架下亞太有關國家間開展了第一軌道和第二軌道的多邊安全對話，東亞地區安全保障的機製出現了多元化的勢頭，各國政府對於開展東亞或亞太安全對話和建立多邊安全機製的提法也可謂層出不窮，雖然後冷戰時代目睹了東亞區域主義的高漲，但安全合作還尚未進入實質階段。ARF在促進亞太國家間軍事信息的溝通與交流、海上搜救等方麵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ARF目前最大的功能在於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了東亞多邊安全的合作體製，要想把所有有關在後冷戰時代整合東亞地區安全的希望都寄托ARF，恐怕也太難為東盟了，ARF的機構設置、性質和運作方式以及其所具有的權威性都無法使它完全承擔積極而有效地進行東亞地區安全建設的重任．就東亞和亞太區域安全而言，今天起支柱性作用的還遠遠不是ARF或CSCAP，或是各種官方或非官方性的國際安全論壇，而依然是立足於單邊或雙邊基礎之上的傳統權力均勢。如何維持區域內各種力量間的戰略均衡，仍是東亞和亞太安全的主導性結構。
基辛格博士認為今天的東亞和歐洲出現了類似19世紀的均勢格局[5]，但簡單地維持均勢並非地區安全發展的建設性路徑。一方麵，均勢隻是給東亞帶來了某種可以實現穩定的權力基礎，而並非一種可以促成安全合作，進而帶動經濟合作的安全機製。均勢給地區安全所能帶來的最大好處隻能是簡單地保持現狀，而不是在機製建設（institution building）和規範建設（regime building）基礎上的合作安全；相反，維持均勢的熱情會進一步抑製國家間合作的欲望和空間。[6]另一方麵，均勢的核心是製衡，保持均勢不可避免地要以單邊或雙邊軍事努力為著眼點，因而可能誘發新的地區軍備競賽[7]，增加彼此之間安全領域的不信任感，成為給地區安全造成新的緊張關係的根源。強烈主張在東亞重建戰略均勢的學者更多地是從如何防止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和平息台灣海峽危機，保持台灣現狀以免於受中國統一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且不說這樣的考慮在出發點上如何，就單以重建均勢所需要的“精細外交”（delicate diplomacy）來看，它在東亞今天將麵臨著巨大的問題。[8]今天的東亞國家的主流雖然對於維持某種區域均勢有興趣，但直接以遏製中國為目的，是東亞國家所普遍反對的。以遏製中國為目的的均勢戰略也無視中國經濟的振興對於東亞和亞太巨大的積極意義，今天的東亞是歡迎中國的建設性參與的，並希望中國能夠給東亞帶來發展機遇和穩定潛力，因此，以遏製中國為主旨的東亞均勢戰略注定在東亞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對於台灣問題來說，均勢也隻能在短期內防止災難性後果的發生。[9]
第三，安全領域的大國協調（power concert）不暢，主要國家對於如何建構東亞區域安全存在著明顯的分歧。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在20世紀90年代幾經調整，在1995年底基本定型，其主體是維持美軍的前沿軍事存在和加強美國在東亞傳統的雙邊軍事同盟的擴展戰略，並輔之以和非盟國的接觸政策，並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營造多邊安全機製。根據這項戰略，美國已不願意更多地直接卷入東亞的區域紛爭，也不再是幾乎無條件地為東亞的傳統盟國提供安全保障。美國希望東亞的盟國能更多地同美國一起在軍事輔助和經費上分擔維護安全的責任，力求在保持東亞穩定的前提下以更多的力量參與在東亞的經濟競爭。同時，鑒於美國在東亞存在著的巨大戰略和商貿利益，美國也將繼續從軍事、政治、外交和經濟等各方麵加強對東亞事務的參與和影響，既防止美國的利益在東亞受到排斥，也繼續保持其對於東亞事務、特別是安全事務的主動地位。根據這項戰略，美國在東亞所采取的一係列強化東亞安全的舉措，如加強美日安保合作、繼續在台灣海峽兩岸充當“平衡者”的角色等，同中國的地區安全利益目前存在著明顯的衝突。而美國方麵也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挑戰”和“壓力”，為此，自1994年以來鼓吹“中國威脅論”，進而主張遏製中國的也大有人在。在中美的雙邊外交議程中，地區安全問題是隱藏在人權、武器技術轉讓、核擴散、台灣問題以及中國的軍事動向等問題背後的一個關鍵性的綜合問題。毫無疑問，美國當前的東亞戰略仍是以美國為主的均勢考慮，重建以美國為主導，確保美國在東亞的民主、商貿和安全等多方麵的地區利益的區域權力均衡是美在東亞的核心意圖，其直接目標是穩定區域熱點，間接目標是防範中國作為軍事大國的崛起，這不能不引起中國新的思考和警惕。
日本和中國20世紀90年代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政策分歧和矛盾也不斷凸現。日本近年來加快了謀求政治大國的步伐，對於海外軍事行動和地區安全事務有了更多的自我強調；同時，對於和平憲法所規定的“專守防衛”也有了更為彈性的解釋和應用。日本對“兩個一千海裏”的防衛布置，近500億美元的年度軍費預算和國內極右勢力對侵華戰爭至今所持的頑固態度，顯然增加了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對於日本軍事動向的警惕。特別是1997年9月公布的美日中期防衛合作指針中有關“區域”的概念解釋，引起了中日之間新一輪的外交風波。日本對中國未來的政策走向也明顯持懷疑立場。1995年因中國核試驗，日本暫停了對華政府貸款和無償援助，在1996年3月中國對台灣的導彈試射所引發的“第三次台海危機”中，日本是所有東亞國家中唯一指責中國有“挑釁行為”的國家。目前中日兩國雖然有定期的雙邊安全談判，但在安全領域要進入合作階段為時尚早，中國強烈反對日本加強美日防務合作的舉動，明確指責其是在增加新的地區不安定因素，“有悖於亞太的基本趨勢”。[10]
在後冷戰時代，中美、中日關係的低迷狀態雖然並不完全是由安全問題所導致的，但安全問題至少是促成其關係滑坡的若幹主要因素之一。中美日之間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低層次的大國協調，是東亞當前在地區安全建設方麵所麵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沒有良好的大國協調，地區安全的機製建設將缺乏足夠的動力和相應的政策互動環境，而東亞的大國協調要想進入良好循環，目前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如何評價中國的崛起，尋找什麼樣的戰略與中國接觸和交往，及以什麼樣的舉措與中國合作並幫助和推動中國與地區及世界合作。自1996年克林頓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了積極的變化，美國表示將正視中國的強大，在中國沒有完全“更新”——比如對國際規則的適應——之前就準備接納中國，建立麵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1997年10月底江澤民訪美傳達了中美關係開始全麵回升的信息。這對東亞整個地區安全和兩岸關係都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亞太和東亞的安全格局當前確實出現了尋求通過安全區域主義推進地區合作安全，以及繼續維持權力平衡機製這兩大趨勢，並處在這兩大趨勢相互平行、交錯發展的關鍵時期。毫無疑問，亞太以及東亞的權力平衡機製仍是區域安全的基石，非對抗性的、以相互製衡為目的的權力平衡機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還會延續。美日安保合作加強的同時，也承認中國是亞太和平與穩定的積極因素，支持中國成為開放、繁榮和負責的國家，並強調中國作為國際社會一個建設性成員的重要性。中美和中日關係將會在不和諧與矛盾中繼續發展，亞太與東亞大國協調的主流不會根本逆轉。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特別是由於對日本未來的警惕和擔憂，相當多的亞太及東亞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對美國駐軍亞太，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依然持歡迎態度。東盟在力求發揮自主作用和推動地區多邊安全對話的同時，也將繼續謀求大國間的相互平衡。俄羅斯雖然從重新尋求大國的自主性和加強與西方的對抗實力等方麵出發，有擴展與中國關係的強烈願望，但其國內經濟和政治麵向西方的基調注定了俄羅斯目前在同中國發展緊密合作關係時仍具有不可避免的動搖和搖擺，尋求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平衡也將是俄羅斯今後東亞與亞太政策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今後亞太與東亞的安全格局中，多邊安全對話與權力平衡機製將會平行存在，交替發展。當大國協調狀態好一點兒時，多邊安全對話的進展就會快一點兒；當大國協調程度較差時，權力平衡機製的作用就會突出一些。大國協調雖然不是、也不能取代多邊安全對話，但卻是區域安全對話和安排的基礎。[11]
然而，多邊安全機製目前雖然並不能替代亞太的權力平衡機製，但大國協調如果缺乏多邊安全安排和深入的安全合作，事實上大國協調的程度終將是十分有限的；當大國關係總是不和諧與衝突時，權力製衡機製的地位就會不斷地上升，多邊安全對話就必然會受到抑製，安全的區域主義就不可能真正走到前台。有些觀點認為，ARF或是CSCAP隻是道德與輿論上的說服工具，各國立足於自我防禦，雙邊安排基礎上的針鋒相對的強勢戰略，或是由美國所領導的權力平衡體係才是亞太安全的最後支柱，[12]這都是非常片麵的。自我防禦和雙邊安排是任何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但在當今時代已不是唯一基礎。自我防禦和雙邊安排的加強必須考慮到國家發展的綜合實力、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以及是否有利的國際反應。加強自我防禦和雙邊安排必須在顧及國際、國內雙重因素的同時，尋找到國際、國內兩者中最好的發展點。
東亞地區安全的現狀與兩岸關係：從兩岸關係看地區安全
兩岸關係的區域安全意義把兩岸關係不單置於兩岸中國人的自我考慮，事實上也把這一關係投放到了整個東亞和亞太區域安全的整體結構中，是東亞地區安全係統中不可忽視也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審視兩岸關係的安全因素必須采取的一個基本的辯證方式是，既需要站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上看待東亞地區安全，也需要從東亞地區安全的角度出發考慮兩岸關係。特別是針對東亞經濟合作的啟動，相互依存的形成，以及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不可分離的現實，兩岸關係的安全情結既具有深刻的民族國家背景，又具有廣泛的區域背景。
站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上看待東亞地區安全，毫無疑問，兩岸關係實行由中國人自主的和平解決方式將是對地區穩定的最大貢獻。為此，中國政府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基本方針。但和平方式能否實現，不單取決於中國大陸，同樣也取決於台灣。目前台海兩岸關係中實質上的“統獨”之爭，以及台灣方麵所出現的“獨台”或“台獨”的趨勢，是使兩岸不能完全以和平方式解決分裂問題的直接原因。中方對於不承諾對台放棄使用武力有嚴格的前提限製，即台灣宣布脫離中國“獨立”、台灣出現嚴重內亂以及敵對外來勢力入侵和幹預台灣。在中國政府看來，不放棄使用武力是對台灣有可能宣布“獨立”和公開分裂的最好的威懾，一旦威懾失敗，使用武力則是最後的選擇。如果把目前台海兩岸的緊張關係就此完全歸咎於中國大陸不放棄使用武力，或對“台獨”傾向的武力威懾並不公正，也有悖於國際關係的基本現實。
首先，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即“一個中國”既是當今世界的共識，也是東亞地區安全建設在台灣問題上不可逾越的基礎。
不管台灣方麵如何確認是否是分離、分治的兩個對等政治實體，還是以“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中華民國1912年就已存在”，因而是“一個中國”前提下分階段的“兩個中國”等借口來極力營造兩岸關係是兩個不同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這一虛假事實，台海兩岸關係都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方麵在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下，針對台灣問題有可能出現的最壞的情況，保留對台灣擁有主權的基礎上武力解決的最後方式，本無可厚非。“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權采取自己認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維護本國主權和領土完整。”[13]從這個角度出發，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內安全，即使中國大陸充分體諒東亞區域穩定與合作的大局，充分考慮台灣人民希求和平與安寧的迫切心情，期盼兩岸中國人化幹戈為玉帛，因而近20年來始終以和平統一為己任，但也不能放任台灣走向“台獨”而置國家與民族利益於不顧。保留武力解決的最後方式，雖然對於中方來說實屬不得已的下策，但確實是在台灣問題上維護民族與國家利益的最後堤壩。中方也一再聲明，包括1996年3月的導彈試射在內的任何對台軍事反應均是針對“台獨”而不是針對台灣人民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中方目前盡量顧及地區安全、適當采取國家安全優先於地區安全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大陸的這一政策也獲得了東亞絕大多數國家的接受和尊重。1996年3月旨在遏製“台獨”勢力的導彈試射並沒有在東亞引起對於地區安全的過度恐慌，相反，東亞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美國在此期間的航母調遣行動，擔心的是兩岸關係的緊張會加強中美對抗。[14]
其次，隻有和諧、合作與統一的兩岸關係才能真正對東亞的穩定與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
兩岸關係的穩定符合全體中國人的利益，也符合東亞的區域利益。問題是，以什麼樣的基礎來支撐兩岸關係的穩定，以及用什麼樣的方式實現台海兩岸關係的持久穩定。目前，兩岸的經貿交流已經在兩岸間形成了經濟上相互依存的格局，台資占中國大陸引進外資總額第二位的比重，密切互利的經貿聯係構成了兩岸間關係穩定的經貿基礎。同是中國人的種族與文化背景也在兩岸之間自然形成了應有的文化基礎。但隻靠經濟的互惠互利和文化的自然聯係並不足以承載和保障兩岸關係的穩定。[15]更何況，由於長期的不接觸，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對立宣傳導向，再加上政治層麵因製度和政策人為形成的隔閡，在台灣甚至產生了對統一的心理排斥，自然的文化聯係的紐帶已明顯處於衰退狀態，一個重大的表現就是兩岸在“國族認同”問題上所呈現的差異。[16]這種差異的客觀結果是，盡管台灣和大陸同宗同源，但顯然兩岸缺乏對稱的“共同體意識”（sense of munity），台灣當局甚至通過修改教科書等方法片麵強調台灣意識，宣揚非中國化的台灣人生命共同體，並提倡“愛拚才會贏”的打拚“勇氣”，故意排斥與大陸的共同體建設，以此作為對抗大陸統一訴求的基本手段之一。然而，根據溝通理論（theory of munication），共同體建設是達到社會整合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徑。[17]根據新功能主義學派的觀點，政治精英對於共同體建設的認同，以及對於所屬政治單位元權力部分讓渡於新機製的興趣，同樣也是政治整合不可缺少的條件。[18]兩岸政治僵局的核心是台灣當局根本不願意讓渡任何目前分裂狀態下已有的權力，為此不惜對於兩岸本應有的共同體建設采取人為阻撓的態度，並對有可能的兩岸關係分權的新機製，一如“一國兩製”，采取全然拒絕的政策。顯然，隻有具備互信互利的政治理念、建立起和諧與溝通的政治關係，才是兩岸關係最需要奠定的基礎。
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如何起步，或者說政治對立的“結”與“解”如何出台，關鍵是雙方應認同未來兩岸之間政治聯係的基本方式。無論是“統”還是“獨”，無非是反映了這種聯係方式的不同，聯係方式的實質應該是以兩岸分權為導向。“統”“獨”之爭無非是兩岸“分權”還是“獨權”之爭。大陸方麵“一國兩製”模式的核心其實就是對於台灣擁有不可讓渡和分離的主權前提下與台灣權力分享的模式，按照這一模式，大陸對台灣可擁有的權力已經退讓到了隻求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名義上的主權而已。按中方主權之下萬事可談的“一國兩製”構想，已是中方在政治上把兩岸視為分權關係的最後底線了，目前，大陸的統一訴求實質上隻是大陸最小程度分權的代名詞。如果兩岸關係在政治上不是分權關係，“統獨”之爭就全然沒有了任何意義，而這一點無論大陸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製，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個不願與中國大陸分權的台灣將始終是東亞安全的阻礙。
由於台灣意識到無論它的“務實外交”如何活躍，謀求以國際力量來保障台灣安全事實上是無法實現的，所以，立足於整軍備戰基礎上的自保一直是尋求安全的基本戰略，特別是冷戰結束後，東亞兩極體製的解體和中國大陸軍事防禦重心的南移，使台灣深刻感受到了來自大陸統一勢力的壓力。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成功，綜合國力的提高和國際影響的擴大，大陸堅定不移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經貿交流深入後來自台灣民間對於擴大交流，甚至開展“三通”的呼聲，都使台灣深刻感受到了維持“偏安”的沉重壓力。台灣目前所處的政治狀態以及黨派之間的政治挑戰，又使得台灣當局無法凝聚有效的政治權威和社會資源，在兩岸關係上真正有所作為。且不論台灣當局有沒有真的統一信念，現狀確實都在說明現行的台灣當局是在距統一的目標漸行漸遠，對於分權的兩岸關係模式隻會死抗到底。隻要這一趨勢得不到扭轉，台灣方麵就不會改變軍事上繼續整軍備戰，經濟上戒急用忍，政治上周守不統不獨陣線和文化意識上台灣重於大陸等等內視舉措。而大陸方麵盡管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可以多少出現帶有彈性的解釋，但原則和立場不會變，如此，台灣所理解的中共的“國際打壓”也就不會變，軍事上實質是防台獨和嚇阻台獨，形式卻是以壓促統的基本政策也就不會變，主權前提下居高臨下的政治姿態則更不會變。這樣的話，台海兩岸的對立和對抗隻能有階段性的緩和，而不會有真正的平息。東亞安全的穩定在台海問題上將始終遭遇難以治愈的“梗塞”症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