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田氏明洪武年由陝西米脂遷移於此。史書記載元末明初，戰亂頻仍，生靈塗炭，米脂當時餓殍遍野，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十戶不居其一，人們隻好離鄉背井，四處求生。田氏遠祖名奉家，亦屬逃難之列。一日行經此地，見山水俱佳、民風淳樸、土地饒廣，便擇居而處，肇基於此。經過幾代人的休養生息，艱苦耕作，到田宿這代人終於有了改觀，家境漸漸有所好轉，糧食也有了富餘。因出粟賑災，被旌為尚義良民；其子田崇良，也因出粟賑災，被旌為尚義千戶。俗話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經濟上的充裕，使父子二人有能力開始延聘塾師，教子孫讀書。天遂人願，終於有了第一代邑庠生即秀才田鑛，算是第一個穿長袍的讀書人。然而僅僅博得一個秀才名銜，隻能算是有識階級的最底層。而田鑛的兒子田有井是這個家族承前啟後的一個關鍵人物，他大約生活在明萬曆年間，縣誌記載他為一貢生，做過一任小官——省祭官，相當於現在地方上的監察官員。但他卻是才品兼優，長於決訟。公務之餘，閑暇之時，常常與子弟講經論道。言語間常常慨歎道：“吾家讀書久不效，後世子孫當努力為學，方不墜吾家風”。又言：昔齊田氏五世而昌九世而王，安知我香河田氏無有一二人物，光前裕後，濟世安民。於是約定家規，誡子孫以聖賢為法。此後香河田氏允忠允孝，耕讀傳家，漸至清中期而成為邑望族。子弟中有讀書致仕，入幕做官的；也有威望日隆，學養醇厚的耆賓、介賓、大賓；有在別處當訓導教諭的，有開館授徒，聲布四方的飽學之士；也有坐鎮京津、貿易淮揚、經商遼東的富商大賈和商界精英。然而人才泛泛，卻沒有一個正途出身。中舉人、考進士、點翰林是多少人多少代夢寐以求之事，隻有這匹千裏馬——田雨公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麵，也讓這個家族大放光彩，至今村中父老鄉親都以此為榮，一談到田雨公便有說不完的話題，怎樣會讀書，怎樣會斷案，文官如何下轎、武官如何下馬等等，坊間種種的傳聞，聽來令人嘖嘖稱歎。現在香河村後人為了感念先賢田雨公和他的兒子田國俊（鹹豐九年的進士，後入翰林院，做到貴州按察使）懿德風貌，特尊稱本村為翰林故裏。既是懷念曾有的輝煌過去，同時也是對後輩的一種無言激勵。
當談到某個人時，往往要談到他的祖父、父親。追根溯源，蓋童稚之時，受祖父、父親言傳身教的熏陶，潛移默化，自是養成一種稟性習氣。心性的浸染也決定了其成人後的認識觀和世界觀。田雨公的祖父田士蔚、父親田生蕙無疑對他影響是至深的。
田士蔚字豹文，太學生，生於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卒於嘉慶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他是這個家族中很有威望的一個人。少小讀書常能見文中大意而又多與先賢暗合。後因生計困頓，遂放棄讀書轉而去安徽、揚州等地做茶鹽生意。平常在家的時候，孝順父母，友愛弟兄，治家認真嚴肅，從沒有一點遷就敷衍，也不俯仰於世，立心坦白，遇事敢言；與人相處又介而有容；古道熱腸，常常急公好義。他教育子弟又常常以祖訓為法，“至今經學文章科名日盛皆公之教也”。後來，田雨公通籍翰林後，為其祖父勒刻墓表，以彰揚他的恩澤深長。墓表由當時的上書房總師傅翰林院掌院學士賈楨撰寫，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壽陽祁雋藻書丹。墓表中特別提到鹹豐五年一家叔、侄（田雨時、田雨人、田國俊）同時考中舉人，成為當時街頭熱議。二人不得不感歎道：“公之遺澤孔長，公固有以知之矣，豈待三槐之植而後可卜哉”，對此敬慕不已。
田雨公的父親田生蕙字崑圃，道光、鹹豐年間研習性理之學，被時人目為大儒，嚐講“儒業宜師法程朱，以誠意正心為務，聖賢之道惟躬行而有得焉”。這與同時期的理學大師倭仁所主張的理學觀念有驚人的一致。倭仁被時人稱為“孔孟程朱之真傳”，是“程朱之正脈”。倭仁理學思想的特色是躬行踐履，主張排斥王（陽明）學，純正道統。無疑田生蕙是道鹹時期程朱理學的服膺者和布道者。
俗語謂非常人必有非常之事。田生蕙少時便與眾不同，“自幼不喜與群兒嬉”，常常一個人手書口誦，幾乎到發癡的程度，人過其身，竟不之覺。一日讀書錯過了吃飯時間，索性繼續讀下去，其父質問，他回答道：“兒讀書充饑，不覺餓”。長大後又刻苦勵學，“絕征逐之交”。當許多年輕人沉迷於聲色犬馬間，他卻三更燈火五更鳴，廢寢忘食地讀書自娛。然而文章憎命達，每次試則優等的好學生，卻在鄉試中屢屢受挫，使人不由得想到“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這條讀書人無法回避的魔咒，隻得在道光庚寅年由學使考貢成均，被推薦為國學生。
鄉試的失敗，使他不再留戀依靠科舉求取功名，轉而開館授徒。然而這一幹竟達五十年之久。執教期間，生蕙悉心訓迪，“雖一飯之頃而口講指畫不少輟”，學生中捷南宮、登仕版者不可枚舉。這之中就有他的三個兒子：雨公、雨時、雨人和他的孫子國俊、朝俊、邦俊，還有本縣的舉人吳樹人、南婁張景星、進士石寅恭、還有少年名士石寅衷，生蕙特意把田雨公之女許配與他。而當他的兩個兒子田雨時、田雨人和孫子田國俊同時中舉，卻“悚然畏懼於天道之惡盈”，不汲汲於功名至此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