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常有這樣一種人，他們總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當別人處在艱難險危之中，總是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幫助，而後又不求回報，這樣的人常常會受到別人的尊重與愛戴。時盂縣姓康的縣令，解職以後，在太原病逝，妻子、兒子均先他而去，隻有一個小孫子才剛剛幾歲，還需別人照顧。生蕙主動操持此事，慷慨解囊並號召同人捐款，助其親人扶櫬攜孫回到故土。本縣一位諸生在北京授徒講學，暴病而亡，將要被人葬在義園，生蕙寫信告知在京做官的兒子雨公，讓他資助其靈柩返鄉，不使其客死他鄉，歲歲少了親人祭祀。有一人逾牆進來偷盜，被佃戶和家人抓住，意欲送官治罪，田生蕙知道後，就說：“這個人平素不是此種人，必是不得已才行此下策。”問之，原來其家幾天都無米下鍋，家中妻兒老小實在饑餓難耐，被逼無奈，想竊些麥子回家，不料被發現。生蕙聽後，不假思索道：“救人如是救己”，遂取家中餘麥送與他，囑咐其好生做人，不能行此苟且事。
盂縣縣令聽到田生蕙的人品和學識後，特聘為秀水書院講席。縣令“倡舉節孝”，田生蕙命兒孫輩力為讚襄，先後采訪得節婦五百餘人，孝子四人，次第請旌建牌坊以彰潛德。
田生蕙德行道藝久為一縣所矜式，道光甲辰年被舉為鄉飲大賓，同治元年詔舉孝廉方正，“官紳鹹以應其選”。
田士蔚、田生蕙父子二人學養深厚，品行卓著。田雨公身受其教，浸潤恩澤，更是加重砥礪修養。所以說經過幾代人的沉澱，到田雨公時厚積薄發，困極而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雨公小的時候特別聰明，五歲開蒙，父親教其讀《三字經》、《千字文》、《朱子格言》。雨公過目成誦，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這讓他的父親欣喜不已。俗話說，三歲看小，七歲看老，這孩子天性聰穎，身無旁騖，看來是可造就之材。小的時候，生蕙經常給雨公講那些直言敢諫，不畏權勢，為民請命的曆史人物，雨公聽後，對他父親講：“大丈夫本該如此，兒應向這些先輩們學習”。後來，雨公在他父親的教授下學習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尚書》、《春秋》、《詩經》及諸子百家。從後來的詩文當中看出他特別喜歡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的《文選》，終身成為案頭之物。稍長即研習製藝（八股文），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十八歲那年院試，“成為邑庠第一名”，被時人“目為國器”（光緒縣誌）。當然少不了個人的寒窗苦讀，焚膏繼晷，以及父師的嚴格督導。
有時在想，我們生活當中常常有一種人，好像天生就是為著讀書而來。從最初的小學到中學再到高中直至上到大學，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春風得意。雖然也不乏方仲永之流，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但是造化弄人，偏偏就有傳說中的這種人。
田雨公少年聰雋、性質溫美、學問優長，漸漸為當時士大夫所賞識。時任山西學政杜受田磨勘留檔試卷時，更是推崇備至，激賞不已，“洵佳士也”。道光十五（1835）年，雨公來到省城太原應舉人考試。這一年主考官是翰林院編修鄧瀛，字介槎，福建上杭人，善於製藝。
這一次鄉試考題為：“盍徵招角，是也”，語出《孟子》梁惠王；其次做詩，題目為“長風萬裏送秋雁，得‘秋’字”五言八韻。其實聞道有先後，卻是術業有專攻。一個人的文學才華不僅在於學富五車、淹通古今，而在於會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當年蘇軾作“刑賞忠厚論”內引用堯帝一典，歐陽修盛讚蘇軾其文本自天成，並說“此子文章將獨步天下”。所謂錦繡文章，非但言語華麗、氣象萬千，而且渾然天成，不見雕琢之痕。考卷交上去後，被定為亞魁，也就是舉人第二名，這無疑是對田雨公學識的極大肯定。之後，田雨公拜訪了老師鄧瀛（清朝有一規定，這一科是誰負責主考的，學生都要執弟子禮），鄧瀛大讚其才，並延為自己的座上賓。並囑咐他要百尺竿頭，更上一層。田雨公又向老師請教了學習製藝的方法、要領。老師畢竟是過來人，遂將多年來的考試心法一一講與雨公聽。最後老師要求多研習明人製藝及定期進行練習，並與雨公相約在京城見麵，雨公拜謝而去。這一次的考試成功跟老師的提攜栽培有關，更提振了雨公信心和勇氣，等待他的將是三年以後的會試考試。
閑雲潭影，物換星移。
三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馬上就迎來戊戌年也就是道光十八（1838）年的會試考試。一日，田雨公在父親和族中長老的帶領下，來到田氏祠堂，祭拜曆代先人。他是香河田氏族人中第一位舉人，這給他們帶來無上的榮耀和會心的滿足。盼望這一天的到來，已是十幾代人，世世代代的期盼，終於可以如願以償，告慰曆代先祖在天之靈。封建社會下的這種家天下教育，隻有讀書出仕，才是全天下老百姓的唯一出路。隻有站在這個製度的上層才能治國安邦，才能為民請命，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封妻蔭子。毋庸置疑，這是封建時代每個家族夢寐以求的事情。雖然也有，財可敵國的富商巨賈，卻常以無功名為憾，總要想方設法捐一個紅頂來充門麵，以致晚清買官賣官成風，官場加速度地腐敗，終致亡滅。後又選一吉利日子，帶上果品糕點，香紙蠟台，在眾人的簇擁下，來到祖墳地——東院墳地燒香祭祖，算是一種告別儀式。說到東院墳，村裏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