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公等人由庶吉士進入翰林院後，由翰林內經驗豐富者為教習，定時授課，講經授法，教給各種知識（包括寫作知、製、誥等一些文書告示），來提高處理國家政務的能力。
按照慣例，田雨公等這一年的庶吉士應該到道光二十一年才散館，因為二十一年（1841）是道光皇帝六十大壽，正科改成恩科。（按正常科舉是三年一次。但是遇到朝廷慶典，特別開科考試，稱“恩科”）。故於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進行散館考試，成績優異者留任翰林，授編修或檢討，正式成為翰林，稱“留館”。二甲進士授編修，三甲進士授檢討，其他則被派往六部任主事、禦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的，田雨公以二等優異成績被授予翰林院編修。
翰林生活雖然清苦，但境況景遇立馬有所改變，社會地位瞬間被拔得老高，號稱清貴之選，能享受到很多特殊待遇。比如清代規定文官五品以上才能掛朝珠，四品以上才能穿貂褂。而翰林院編修正七品官也可掛朝珠，穿貂褂，甚而還會充鄉、會試考官，充各省學政。禮遇極隆，升遷很快。
自古翰林院就被作為官員的升轉之地，國家的儲才之所。一句話，國家安排幹部時優先考慮的便是這些翰林士子們。
需要說明的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其嗣子田國俊出生。誰曾想到二十年後也考中了進士，點為翰林，做到布政使、按察使。
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田雨公被安排到武英殿修書處做一名協修員，這應是田雨公授職後的第一個工作。
接下來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充任武英殿總纂官，後又充任國史館協修、文淵閣校理。
武英殿纂修是個差事，不算官。康熙年間，朝廷開武英殿書局。康熙十九年將武英殿左右廊房設為修書處，掌管刊印裝潢書籍之事，由親王大臣總理，監造、主事、筆帖式、總裁、總纂、纂修、協修等30餘人，由皇帝從翰林院充派。康熙四十年（1701）以後，武英殿大量刊刻書籍，使用銅版雕刻活字及特製的開化紙印刷，字體秀麗工整，繪圖完善精美，書品甚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命將《永樂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種排字付印，禦賜名《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世稱“殿本”。但是到清道光時，刊書已經很少，武英殿纂修僅存其名。國史館在清代屬於翰林院，掌修國史。根據《清史稿·職官誌》，國史館設總裁若幹，由皇帝特簡。清文總校一人，滿洲侍郎內特簡。提調滿漢各二人，翰林院侍讀學士以下官派充。總纂，滿洲四人，蒙古二人，漢六人。纂修、協修，無定員。
這期間田雨公的工作是比較清閑的。工作之餘，和同年翰林們過著風簷展書、雨窗賡韻，詩酒唱和，雅相投契的生活。他們惺惺相惜，互相推重，彼此期許。有時相約到琉璃廠去淘書、品識；有時結伴到古寺名刹懷古撫今。今日某兄邀約，明日某兄赴宴，燕肆之間正是人生得意之時。而這些人中，曾國藩便是一位相交不錯的朋友。
道光二十年（1840）應田雨公之請，曾國藩題詩於雨公所畫蘭草。
淺紅生綃一尺半，描金蘭葉光爛爛。不知誰氏書畫船，遺作君家錦繡段。時棄時取了無憑，花若有情花亦歎。有客對此三沉吟，一夜魂飛洞庭深。故鄉蘅杜知我心。
洛陽三月天如銀，楊花浩浩愁煞人。美人璿閣弄鸚鵡，傷心不敢當青春。獨對盆蘭訴幽怨，再拜且為花寫真。腕輕著花隻嫌瘦，釧重放葉難為伸。簾外雙雙蛺蝶舞，羨汝自在好要身。擱筆下階傍花立，臨風三嗅馨香泣。
田郎田郎似我懶，反鎖衡門走賓館。三年啖蔗未曾甘，九畹藝蘭行複滿。不願舉國揚芬芳，但願同心通悃款。晨書小楷眼欲花，午睡醒來日已斜。從容讀書還煮茶。（《曾國藩文集》）
道光二十一年（1841），田雨公、曾國藩相攜出遊，歸後，田雨公錄杜詩以應。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中的一首，其詩雲：“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穀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一日，曾國藩“至彙元堂拜田敬堂尊人壽，因在彼處應酬一日”，期間因多看了田雨公家眷兩眼，甚感無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曾國藩祖母七十六壽辰，“田雨公早早來到曾宅祝賀”，而曾國藩卻因一時沒有準備而變得局促不安。
道光二十三年（1843），田生蕙來到北京。田雨公為其父舉行了祝壽儀式。祝壽者有錢振倫、郭雨三、毛鴻賓、金國均、曾國藩、晏端書、何桂珍、祁宿藻等人，擺桌兩席。席間曾國藩為其父寫下了六十壽序。全文如下：
道光某年月，為我年伯昆圃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丐餘以文為壽，且曰：“古者，稱壽不必攬揆之辰；壽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歸氏、望溪方氏嚐為之，是或有道焉。”餘曰：“然。壽序者猶昔之贈序雲爾。贈言之義，粗者論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蘄其所未至。是故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巨，不明也；溢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為人友而不相勖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壽親者，於意雲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質言。凡生平庸行、眾人所恒稱道者，不足為君述。吾父早歲以課徒為業，迄今幾四十年。嚐曰：‘塾師魯莽塞責，誤人子弟不淺，吾不敢也。’戊戌，雨三幸成進士，選庶常。吾父書來，戒以初登仕版，勿輕幹人。”於戲！安得此有道之言乎？蓋自秦氏燔群籍，教澤蕩然。漢武帝始立《五經》於學宮，使諸生各崇本師，置博士，舉明經，而聖吉乃絕而複續。明太祖以製藝取士，並立程朱之義，使天下翕然尊尚，而聖賢之精蘊始照灼於幽明。二君者，蓋見夫學校之不可複，故定為功令，使人以此為祿利之途，而陰以尊儒術而闡大義。由今言之，明聖遭於煨燼之餘，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陬下士皆得聞道者，不得不歸功於二君。然使人以詩書為幹澤之具，援飾經術而蕩棄廉恥者，又未始非二君以啟之也。今世之士，自束發受書，即以幹祿為鵠，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徼福。祿利無盡境，則幹人無窮期。下以此求，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百步之矢，視其所發，差若毫厘，謬以千裏。振古君子多途，未有不自不幹人始者也。小人亦多途，未有不自不幹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誡子，首在不輕幹人，則平日之立教，所謂不誤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處取與之間，士大夫或置焉不講。而鄉裏老師耆儒，往往以教其家，繩共門徒。吾父課徒山中，亦有年所，每誡小子，輒曰：“儉約者不求人。”與先生辭旨略同。而吾黨郭君雨三，亦得父訓以成名。當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圖無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誤人子弟，而吾輩一離膝下，乃反自誤其身。日偈月玩，委棄而不克自振，終且不免於幹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猶不敢諛詞欺吾友。是或為先生之所許乎？敢以為長者壽。（《曾國藩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