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寨事件始末
發生在1948年的九龍城寨事件，是中英兩國外交關係中的一次衝突，更是戰後中英雙方圍繞香港問題的一次較量。以往很少有人提及剛剛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與這次事件有什麼關係，然而珍藏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檔案中卻有幾份相關的文件，說明宋子文在處理九龍城寨和因之而發生的廣州沙麵事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九龍城寨位於九龍半島的東部，麵積不大，還不到七英畝。鴉片戰爭後，香港被迫割讓給英國，清政府為了對岌岌可危的九龍實施有效的管製，特於此地設立九龍巡檢司，並在其周圍修築九龍城寨，因此城寨便成為清政府在九龍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中心。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九龍半島又割讓給香港，英國占領區已逼近城寨。到了1898年中英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談判中，清政府雖然同意將深圳河以南的地區（即新界）租給英國，但仍堅持保留城寨的主權。然而不久英方在接收新界的過程中卻將清軍官兵趕出城寨，單方麵宣布城寨是為“女王陛下的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雖然曆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英國對城寨的管治，雙方亦曾為此進行過多番交涉，但都沒有結果，城寨實際上成了一個所謂三不管的地區。
抗戰勝利後，英國重新占領了香港。1947年7月，葛量洪接任香港總督，在對待城寨的問題上態度變得日益強硬。他後來回憶說，他就是要對香港的民眾表示權力，企圖強勢施政，而強行拆遷城寨就是他意圖實施強勢管治的一個主要措施。當時的國民黨可以說是內外交困，不僅在軍事上節節敗退，在經濟上更是危機重重，因此英國外交部認為，無論是南京的外交部或是宋子文的廣東省地方政府，都不願意在這個“傷腦筋”的問題上製造事端。1947年11月底，剛到廣州履新不久的宋子文即前往香港進行訪問，雖然表麵上雙方討論的是粵港兩地如何合作，共同打擊走私等問題，但實際上宋子文和葛量洪還是就某些可能發展成不愉快事件的小事進行了洽談，並得到圓滿的解決。在葛量洪眼中，宋子文是一個精明的人，更是一個“地道而思想似西方的中國人”，因此認為他與宋之間都具有“喜歡和尊重對方的優點”。而這些所謂“可能發展成不愉快事件的小事”，一定包括當時香港政府正在進行的拆遷九龍城寨的內容。
1947年11月27日，港府當局向城寨居民發出通告，限令城寨內所有木屋住戶於14日內全部拆遷。通告發出後立即遭到城寨居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城寨是中國的領土，港英政府根本就無權動遷。城寨居民一方麵自發成立組織予以抵製，同時還請求中央和地方政府予以援助。
葛量洪認為城寨居民的反抗是對港英政府的直接挑戰，絕不能因此而示弱。盡管他也知道強行拆遷會導致衝突，中國政府也一定會出麵抗議，但他“不認為南京政府會給予麻煩”。1948年1月5日和12日，香港政府兩次出動武裝警員進入城寨強行拆遷，在清拆過程中曾鳴槍並施放催淚彈對付平民，以致多人受傷，並有數人被捕，這就是中英關係史中著名的“九龍城寨事件”。
沙麵事件隨之爆發
九龍城寨事件爆發後，中國政府立即通過外交部和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分別與英國駐華使館及港英政府展開交涉，但態度並不強硬。然而這一事件卻激起全國民眾的極大憤慨，幾乎所有中文報刊都為此事發表社論，抨擊港英政府的暴行，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也都相繼舉行聲勢浩大的聲援和示威，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發生在廣州的沙麵事件。
沙麵原是廣州市內白鵝潭水麵上的一片綠洲，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成為英國和法國的租界，雖然抗戰勝利後根據戰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規定，中國政府已收回租界，但這裏仍是西方各國領事館、銀行和公司的聚集地。而1925年6月23日震驚中外的沙基慘案就是發生在這裏，因此對於具有強烈反帝傳統的廣州市民來說，沙麵的地理位置就具有很強烈的象征意義。
廣州市舉行的大規模遊行事先得到省市參議會及國民黨官員的籌劃，但在設計遊行路線時關於是否行經沙麵而發生爭執，最後因宋子文堅決反對而作罷。但是在16日遊行的過程中，突然有一千多名學生脫離了規定的路線前往沙麵並包圍了英國領事館，之後聚集的人數愈來愈多。在發表演講、呼叫口號的過程中，群眾憤怒的心情達至頂峰，先是有人推倒門外的旗杆，進而破門而入，將領事館的家具和文件拋出來放火焚燒，領事館的四座洋房及所有物件均付之一炬，附近的英國新聞處、太古洋行、渣甸洋行、渣打銀行等機構亦未能幸免，彙豐銀行的玻璃大部被打碎。整個騷亂曆時兩個小時，有六名英籍人士受傷，大火還殃及設在英商洋行內的挪威和丹麥領事館。
關於沙麵事件爆發的原因，事後有多種揣測，國民政府將其歸咎於中共的陰謀，認為這完全是共產黨的宣傳和策動；也有報章認為這是因為廣東省的地方官員對宋子文感到不滿，因此而發動事件來破壞他的管治威望。外交部長王世傑認為這一事件的發生，“一則中共及其他反政府團體之爪牙遍布廣州；一則宋子文主席無指揮當地黨部及其他民眾團體之力也”。而港督葛量洪則認為這是國民黨內的右翼集團（以C.C.係為代表）策動的反對西方和打擊宋子文勢力的行動。當時廣州一份報紙發表社論稱，沙麵事件的發生“直接的導火線是九龍城問題，而實際的基因則是百年以來廣州人民的憤懣。自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問鼎中華，在在以廣州為第一個對象”。這幾種說法可能都有一些道理，但卻未能全麵探詢到問題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