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內的角力
國民黨本身就是依靠“運動學生”而成長和壯大的政黨，也正是因為它深深地了解學生運動的威力，在其執政後對於“學生運動”才更加恐懼，生怕因此而動搖它的統治。特別是抗戰勝利後一連串的學生運動，如1945年的“一二·一”昆明學生運動、1946年年底的沈崇事件，以及1947年5月席卷全國的“反饑餓、反獨裁、反內戰”學生運動，令國民黨政權狼狽不堪，因而特別頒布《維持公共秩序暫行辦法》和《戡亂總動員令》等一係列惡法，明令禁止一切罷工、遊行和請願。然而盡管如此，國民黨內某些人（特別是主持黨務工作的頭目）還是希望能夠利用群眾運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譬如1946年2月發生在重慶的反蘇遊行，很明顯事先就是得到國民黨上層的支持。這次因應九龍城寨事件而爆發的全國性的聲援與抗議，也讓國民黨高層有人認為可以利用民族主義情緒來壓服英國人就範。因此各地的遊行不但沒有受到警方的阻止，反而在遊行過程中還得到憲兵警察的保護和指引；參加遊行的不僅有普通的大專院校學生，連號稱是國民黨黨校的中央政治大學學生也積極參加，甚至校長顧毓琇在勸阻不成後竟也參加了遊行。廣州民眾的遊行也是如此，除了事先得到廣東省參議會及國民黨省黨部的官員直接指導，規定由省參議會主席林翼中擔任主席和遊行的總領隊，而且省、市政府的社會處長陶林英、朱瑞元、國民黨省黨部主委餘雄賢、高信以及廣州市參議會主席陸幼剛等人亦都曾參與策劃。
宋子文雖然剛到廣州就任，缺乏對地方勢力的管治權威，但他曾長期主持中央的外交工作，因此他在有關九龍城寨問題上的態度是比較克製的，並竭力主張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這一難題。事件發生前，宋子文曾口頭勸喻城寨居民保持克製和冷靜，要相信中國政府，並表示外交部已與英方提出交涉，要求港府不要遽行拆遷；事件發生後廣州市民群情憤怒，紛紛要求抗議示威，宋子文對於群眾的義憤當然還是充分理解的，但他卻強調遊行路線不可經過沙麵，實際上就是害怕運動失控而引起外交衝突。沙麵事件發生後，宋子文立即下令出動軍警維持秩序，並當即逮捕110名參加示威的人士，其中有36人為大中學生，其後有20餘人被指控為“肇事暴徒”，移交司法部門審判。
宋子文的外交策略
國民黨原先是希望透過民眾運動向英方施加壓力，沒想到事態的發展出了問題，政府不但沒有控製住民眾的情緒，反而在談判中變得愈發被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外交部長王世傑也沒有辦法，1月17日他致電駐英大使鄭天錫，讓他向英國外交部表示深切的遺憾，但措辭一定要注意，需用Express deep regret，而不能用Apology，而且他還強調，此事最好不要見諸報端。
沙麵事件爆發後，作為地方政府的最高首腦，宋子文也於18日向蔣介石發出一封密電，報告粵穗各界外交後援會於事件爆發後舉行集會時所作出的決議：
（一）此次遊行所發生之不幸事件，應由英政府負責；
（二）要求政府釋放所有被捕民眾。
會上還有人提議，若香港政府繼續迫害九龍城居民，後援會應發動海員工會等團體采取進一步行動，所有在場者都表示同意。
宋子文在電報中還報告說，1月17日廣州各大專院校校長聯席會亦對此事發表宣言，但措辭頗為得體，中外人士反應較佳。最後宋子文表示了他的意見：“該後援會如發表宣言，甚至有所行動，恐更引起一般民眾激烈情緒”，因此他已向市政府和省市黨部下令，迅予設法製止。
宋子文在部署警力、嚴防事件進一步擴大的同時，還施展他的外交手段，主動與英、美等國家駐廣州的總領事聯絡，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事件。
1月19日上午10時，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前往省政府官邸與宋子文會麵，並向他提出多項要求：
（一）英商“佛山輪”即將於周三（21日）到達廣州，希望當地政府派出軍警加以保護，以防不測；
（二）目前廣州市內仍有不少反英標語，要求設法製止；
（三）奉英國大使之電令，要求廣東省政府切實保護英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宋子文當即表示，對於上述要求應盡力予以保護，但他又指出，香港政府近日又進一步驅趕九龍城居民出境，如此則事態將更加嚴重，地方政府很難處理和解決，因此最終的交涉還是應由外交部進行。宋子文指出，此次沙麵事件的發生固然有奸徒乘機暴動，但英國人先在九龍城開槍，傷及中國居民，以致激勵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這也是必然的反響。反觀英國政府去年在驅逐強占房屋的倫敦市民事件中卻沒有開槍，處理的手法完全不同；而且，香港政府不應該忘記，他們所麵對的是中國人民，而不是英國人，香港原為中國領土，而二十多年前沙基慘案的種種情景，在廣州市民中仍曆曆在目，因此希望港方應以曆史的眼光予以觀察，不要一誤再誤。宋子文強調，這些話都是他站在私人的立場上所發表的意見，決不會公開向民眾宣布，以免刺激他們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