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發行金融公債的提案，孔祥熙隨即在上海發表談話，稱“此舉完全為增厚銀行資本，以便通融資金，安定市麵。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向為工商界通融資金之中心，唯博施濟眾，難於應付，故政府發行公債，以充三行資本”雲雲。汪精衛因不了解其中內幕，深怕此舉影響與中國銀行張嘉璈等人的關係，因此他於同日致電蔣介石，電文曰：
發行公債整理金融案，經中政會通過後，頃知庸之兄此舉並未征取中、交兩行張公權等之同意，恐將因此引起風潮。庸之兄即夜車赴滬，能調解否未可知，弟已托吳震修亦即晚車赴滬，切囑公權等務須和衷解決，萬勿決裂，因聞公權等已準備辭職也。弟於此舉事前亦未接頭，現事後補救，未知能有效否。盼尊處亦電致公權，安慰其意為荷。但此刻蔣介石撤換張公權的意念已決，他在22日的日記中寫道：“為政府增加中、交兩行資本政策，張公權等從中反對作梗，此乃唯一財政政策，切請中央堅持到底。”同日他在致孔祥熙的密電中更將目前財政危機的原因全部歸咎於中國、交通銀行不與中央合作，因此決意“斷然矯正”，目的便是要讓“三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密電雲：“國家社會皆瀕破產，致此之由，其結症乃在金融幣製與發行之不能統一，其中關鍵全在於中、交兩行固執其曆來吸吮國脈民膏之反時代之傳統政策，而置國家社會於不顧。若不斷然矯正，則革命絕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斷送，此事實較軍閥割裂、破壞革命為尤甚也。今日國家險象，無論為政府與社會計，隻有使三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徹底合作，乃為國家民族唯一之生路。”蔣介石還要孔祥熙將此意轉達給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行政院長汪精衛、立法院長孫科、監察院長於右任、司法院長居正和考試院長戴傳賢，要讓他們“堅持主張，貫徹到底，以救垂亡之黨國”。至於對張嘉璈的處理，考慮到他的聲望及其社會影響，蔣介石建議或委以虛名，將其調任中央銀行副總裁，或出長實業部，但必須“勸其完全脫離中國銀行關係”，這條原則是不能變更的。為了讓這一決策順利實施，蔣介石還致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葉楚傖，命他“設法密囑京、滬各報一致擁護主張，促成其事，使反對派不能造謠惑眾，俾定人心”。
張嘉璈在聽到要讓他脫離中國銀行這一消息後悲憤莫名。中國銀行自創辦之初他便參與其事，二十多年來，風雨飄搖，可以說為中國銀行的建設和發展傾注了全部心血，而今突然叫他離去，怎不令人齒寒。此時張嘉璈還想再盡最後的努力，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他就是隱居於莫幹山上的黃郛。黃郛不僅是蔣的拜把兄弟，而且還是當年他與蔣介石之間牽線的中間人。3月27日，張嘉璈請黃郛代發去一封電報給蔣介石，懇求留任。電報是這樣寫的：
璈與中國銀行曆史悠久，即時擺脫，深恐影響行基，躊躇未決。奈孔部長一再催促，因思當此經濟困難時期，苟利黨國，捐糜在所不惜。顧又慮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設以個人進退，影響行務，間接及於財政金融，益增鈞座焦慮。萬不得已，或由璈暫行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一俟渡過難關，再行完全擺脫。
然而，當宋子文明白地告訴他，讓其脫離中國銀行完全是蔣介石本人的旨意時，張嘉璈才徹底絕望，不得不答應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職務。
3月28日，孔祥熙訓令中國銀行，增加官股2000萬元，以1935年金融公債如數撥充，並令中國銀行即日召開董事會議，修正中國銀行條例，提交股東大會辦理。第二天，中國銀行遵照財政部增資改組的訓令召開董事會，會上張嘉璈首先向董事會遞交辭職信。他的這一舉動實在出乎與會理事的意外，一時群情激憤，紛紛提出異議，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一）政府何能以未上市之公債繳充股本；（二）政府如希望中行增資，理應先盡商股股東認購；（三）原頒中行條例，無異官商合股之契約，何以未經同意，即予修改；（四）中行資金並不缺乏，放款總額計達四億元以上，並經白銀風潮後，仍增加四千萬元。因此一致主張向政府提出質疑。張嘉璈了解其中內幕，深知若中國銀行與政府對抗，無異以卵擊石，因而竭力加以勸阻。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銀行不得不召開股東大會，被迫接受官股，同時，中國銀行董事長李馥蓀、總經理張嘉璈宣布辭職，其職務分別由宋子文、宋漢章接任。這樣，南京政府隻用一紙公債，不費分文現金，就兼並了中國、交通這兩個中國最大的銀行，初步完成了對全國金融的統製。蔣介石、孔祥熙對於這一舉措非常得意，蔣曾說：“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統製經濟之開始。”孔祥熙亦直言不諱地承認：“政府舉措之最重要者，莫如改組中、交二行，增加政府資本，俾於救濟改革幣製之設施上得與中央銀行通力合作，借收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