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為國捐軀，他是抗戰以來陣亡沙場軍階最高的將軍，更是中國抗日軍民萬眾敬仰的英雄。然而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後，因為他曾出麵與日軍進行周旋和談判，一度被國人視為屈膝賣國而飽受責難。唐朝詩人白居易詩雲：“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恰似對張自忠將軍人生軌跡作出最好的形容。
苦撐危局
張自忠，字藎忱，1891年生於山東臨清，年輕時曾就讀於天津和濟南的法政學校，其間先後加入同盟會和國民黨，後從軍，不久即加入馮玉祥部。由於他訓練認真，做事謹慎，深得上司的器重，由排長、連長、團長一路升遷至旅長和師長，成為馮玉祥的親信。
中原大戰後，馮玉祥部失敗，原西北軍被整編為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下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和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當部隊整編後調出山西時，正是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際，張自忠聞訊義憤填膺，立即通電請纓，聲稱“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1933年長城抗戰中張自忠指揮三十八師夜襲日軍，殺敵數百名，是為“喜峰口大捷”，威名傳天下。
塘沽協議之後，日本加緊對華北進行蠶食，並不斷製造事端，將中央軍的勢力驅逐出華北。1935年，二十九軍開始主政冀察平津，張自忠先是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同年年底，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張自忠任委員，後又出任天津市市長。這正是華北最為複雜混亂的時期，日本政府和軍方一直采用各種手段，對二十九軍更是軟硬兼施，其目的就是企圖讓華北特殊化，脫離中央政府的管治。
此刻張自忠的日子並不好過，出任天津市長後更是如坐針氈，如履薄冰，他在給部下李致遠一封信的結尾部分曾附上這麼一段話：“兄實不才，任津市實在幹不了，覺著苦地〔得〕很，尤其是精神上，更苦到萬分。”這倒是真實地反映出他當時舉步維艱、兩頭受氣的處境。
1937年4、5月間，日方邀請冀察委員會高層訪問日本，宋哲元委派張自忠率團出訪。盡管張自忠一行在日期間並未簽定任何喪權辱國的協定，但在當時舉國仇日的情形之下，張自忠的日本之行勢必引起愛國民眾的反感。
最令國人對張自忠強烈不滿的是他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所作所為。
1937年7月7日，二十九軍駐守在盧溝橋的吉星文團對日軍的挑釁予以還擊，揭開了中國軍民全麵抗戰的序幕。此時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命張自忠主持華北大局，代理冀察事務，並負責與日方談判交涉。在此之前，日本華北駐屯軍經常挑起事端，如察東事件、第二次張北事件、大沽事件、金鋼橋事件等，每次都由中國方麵委曲求全，與日方調停衝突，最終讓步解決。七七事變之初，宋、張等將領和戰不定，猶豫不決，以為此次事件與以往一樣，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同時又誤信了日方所謂“不擴大事態，就地解決”的謊言，而且中央又有“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因此張自忠於7月11日及19日先後代表二十九軍與日方簽定協議。然而這一決策與當時全國軍民同仇敵愾的抗日決心完全背道而馳，更因他們對時局的誤判，使日軍爭取到時間，待到增援部隊抵達後，立即發動進攻，致使二十九軍措手不及，北平、天津相繼淪陷。盡管張自忠對日和談的舉動並非其個人所為，而是在得到宋哲元的同意下進行的，但畢竟這一時期是他在主持華北軍政大權，而且他本人亦確實幻想通過妥協讓步來解決衝突，導致貽誤戰機，因而負有責任。
平津淪陷前後，張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及北平市長，苦撐危局，卻因此遭到國人的指責。後來張自忠解釋他當時的想法是：“一為北平市百萬生命和曆代古都的文物免遭塗炭，二為二十九軍全部及各高級將領安全撤至安全地帶，三為我們和平願望的最後掙紮。”所以他才“忍淚吞聲”，“暫留北平”。然而當時朝野上下卻一致攻擊張自忠，說他“自以為忠”，是“張邦昌之後”，《大公報》在一篇題為《勉北方軍人》的文章中頌揚北洋老將段祺瑞、吳佩孚具有民族氣節，同時強調，在此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萬不要學鮮廉寡恥的殷汝耕及自作聰明的張自忠”，說明此時的輿論已將張自忠與漢奸殷汝耕相提並論。
日軍進入北平城之後即到處打聽張自忠的下落，他知道若落入日軍之手決無好下場，因而匿藏起來並辭去所有任職，同時積極尋找逃離北平的途徑。最後在美國傳教士福開森的協助之下，終於逃離虎口。
張自忠自北平脫險後忍辱負重，先是在濟南與老長官見麵，後又曆盡波折來到南京。在他去南京前給部下李致遠的信中曾表示，北平淪陷前後他因“未獲與諸兄弟共同殺敵，致令諸兄弟獨任其勞，深以為歉，而社會方麵頗有不諒解之處”。因此他已抱定“誓死雪恥”、“必死而後能生”的信念，認為隻有如此，方能見諒於國人。10月8日，張自忠抵達南京，軍事委員會即以“放棄責任，迭失守地”為由，將其撤職查辦。第二天張自忠進見蔣介石報告平津失守經過，其後他在回答中央社記者的詢問時表示，此次回京是向中央自請處分，承蒙委員長“策勵有加，許以待命自贖”，今後若有機會效力，誓當“拚命奮鬥衛國，赴湯蹈火，決不敢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