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日，上海和香港的各大報刊都刊登了一則重大新聞，說是前一天上午在法租界福開森路發生了一樁命案，凶手用斧頭劈死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這樁凶案手段殘忍，令人發指，更重要的是死者不是別人，而是民國耆宿唐紹儀，因此引起滬上各種傳聞。有人說，唐紹儀暗中與日本人勾結而被國民黨特工處以極刑；也有議論與其恰恰相反，說唐紹儀是因不願為日本效力而被其殺人滅口。10月5日，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以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孔祥熙的名義下令對唐紹儀予以褒獎，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並將其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國史，用彰政府篤念勳耆之至意”，似乎在為這種說法增添依據；而當時南京的偽維新政府則將唐紹儀列入《殉難先烈名單》，加以悼念。然而多年之後，台灣出版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提及此事時的說法卻是：“是日，政客唐紹儀在上海被刺殞命。聞其時唐正與日方勾結，將在南京建立一融合各方之偽組織雲。”這就是說中央此時已知唐與日人勾結，但又未承認刺殺是國民黨所為，紛紛攘攘，莫衷一是。近二十多年來，隨著大批檔案及當事人的回憶陸續出現，這樁刺殺案的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
日本對唐紹儀的勸降
為了說明真相，還需要了解當時的背景。
1937年12月，隨著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更加囂張。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聲稱“帝國政府今後不與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這一所謂“新政府”，指的就是那些由日本帝國主義扶植豢養的傀儡政權。雖然此時偽華北臨時政府和偽維新政府已先後在北平和南京粉墨登場，但其成員因多係聲名狼藉的北洋政府遺老遺少，就連日本官方也都認為“此等人物並不能使中國人信服”，因此日本軍方此刻的目標便集中在唐紹儀、吳佩孚等人的身上，這就是所謂“南唐北吳”計劃。根據國民黨特務打探來的情報說，日本這一計劃的具體內容是：“經唐紹儀關係，拉攏戴季陶、居正、吳稚暉、何應欽、張群、吳鼎昌、劉湘、龍雲及桂係財政巨頭，使唐組織全國政府，取蔣地位而代之；由交通係葉恭綽等拉攏兩廣資本家擁唐，唐與日方條件為承認滿洲國，取消北平臨時政府。”顯然，唐紹儀是這個計劃的關鍵人物。
其時上海雖已淪陷，但國民黨各個部門的情報人員在租界的活動仍然十分活躍，其中有一位神秘人物叫胡鄂公，號南湖，此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參與辛亥革命及後來的反袁戰事，大革命時期又加入中共，成為中共的特別黨員，因此他與國共兩黨之間都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此時他正留在上海，擔任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政治經濟顧問，主要工作是刺探滬上各種情報，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報告唐紹儀的舉動。這些情報現都藏於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收藏的孔祥熙個人檔案中，為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曆史記錄。
唐紹儀，字少川，是晚清中國最早官費赴美留學的幼童之一。唐紹儀在美國中學畢業後即入讀哥倫比亞大學文科，1881年回國後即涉足外交，又督辦鐵路，辦理洋務，後出任奉天巡撫，成為封疆大吏，亦是袁世凱的心腹。中華民國成立後唐紹儀更出任首屆內閣總理，他還加入了同盟會，因此稱得上是晚清重臣，民國元老，然而在這之後的仕途卻不甚得意。自1934年他受陳濟棠排擠離開廣東後，就一直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公寓中，此時他雖已年近八旬，但仍熱衷政治，不甘寂寞。抗戰爆發後唐紹儀的一些老朋友勸他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廣東各界社團不僅聯名致電催他南下，還彙去20，000元用作旅費，但他都置之不理。南京淪陷後，唐紹儀的態度一度發生動搖，據國民黨情報人員報告，唐紹儀在上海與日本特務確有接觸，溫宗堯聲稱作為他的代表，曾先後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長楠本以及鬆岡洋右、鬆井石根等見過麵。相傳唐紹儀也同意“一俟軍事上達到相當敗績程度，即進行與日議和”。1938年2月7日，專程由北平到上海進行漢奸活動的張英華在與唐紹儀會談後亦對人說：“少川意頗活動，但須於日軍占領津浦全線後，再看大局如何演變，始能做個人最後決定。”
此時日本內閣與軍方為了加緊對唐紹儀、吳佩孚等人進行勸降工作，派遣臼田寬三到上海等地活動。日方的辦法是，先在各地網羅一批北洋遺老和失意政客到南京召開“國民大會”，製定“約法”，然後推舉唐紹儀、吳佩孚出任正副總統，再由總統任命國務總理及各部部長。如果唐、吳表示拒絕，日方則於占領津浦全線之後，不惜以綁架方式，將他們挾至南京，迫其就範。
唐紹儀深知自己毫無實力，即使是就任“大總統”，手中沒有一兵一卒，也隻不過是一個傀儡。同時，國民政府亦不斷派人遊說，勸其保持晚節，他也不願意擔當漢奸之罵名而遭民眾唾棄，因此態度又發生轉變。2月21日，當溫宗堯將與臼田寬三談判的情形轉告唐紹儀時，他即以年邁為由予以推辭，同時還勸溫宗堯也不要幹，稱“我輩出處應極端慎重，當此空前巨變之際，若稍有苟且，則一經投足，即無術自拔”。結果是“溫憤然退”。
然而日方並不罷休，到了5月，正當日軍大舉進攻徐州、妄圖全線占領隴海、津浦鐵路之際，拉攏和勸降唐紹儀的工作又開始積極進行。5月16日，日本軍部及外務省顧問船津辰一郎抵達上海，隨即與唐紹儀的故舊江天鐸等人秘密會晤，商洽成立所謂新政府之事。船津聲稱，日本內閣依軍部之主張，已一致決定於日軍攻下徐州、打通津浦、隴海兩線時，即將華北臨時政府與南京維新政府合並，在南京成立一個“統一政府”。至於新政府的人選，日方仍決定由唐紹儀和吳佩孚任正副總統，同時派遣他和穀正之（日本駐華大使）二人專門辦理此事。船津還表示：“唐紹儀若願出任組織統一政府，這是再好不過的。”
5月19日，江天鐸與船津第二次會談時，船津再次提出，隻要新政府同意中日和平五原則，即徹底根除抗日思想、共同防共、經濟合作、內蒙自治以及必要地點駐紮日本軍隊，日本政府即與該政府開始和議談判。第二天，江天鐸將日方的意圖告知唐紹儀，唐即對江說：“你再見到船津和其他日本要人時，你可對他說，我們說話，彼此要說心裏話。我以為中日議和，第一，要停戰，如若戰都不願停，而說議和，豈不是欺人之談？所以，要議和，第一要停戰。第二，議和談判時，要雙方聲明將以前所成立的各種協定一概取消後，重新再來。因為不如此，你這個和議協定成立後，他今日來個廿一條是這樣的，明日又來個淞滬協定、梅何協定是那樣的。所以，和議談判時，要將以前的所有協定一概取消，重新再來一個協定。他說要徹底反對國民黨一層，我們要問他，是不是要反對中國每一個人呢？他是因國民黨抗日才反對的，中國人也是抗日的，他是不是也要反對？設若他說一到和議成功就不反對中國人，你告訴他，國民黨也是中國人呢。和議成功，國民黨也就不反日了。這樣一來，他當然就不要反對國民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