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落水出任偽職，唐壽民後來有過一番辯解。他說回到上海後看到交行業務陷於停頓，行中同人生計艱難，“瞻念前途，危懼莫名，嗣念長此旁觀，殊非得計”。因此他以為“為一身計，當以養屙為上；然若目擊數百同人悲慘之狀，數千存戶無以維持之苦，則又何忍獨善其身”。但是他又想到，如果僅僅是他一人出來的話肯定是無濟於事，那還不如“寧以不置聞問之為愈”。後來南京方麵又來催問，而且告知中國銀行也要複業，並由原中國銀行南京分行的經理吳震修出麵。唐壽民心想，既然中國銀行也有人出頭，而且“敵方意在必行，與其事後聽人擺布，不如自我恢複，蓋如是吾行數十年基礎，或猶得保存；數百同人，亦或得免於凍餓；數千存戶，亦得賴以周轉也”。唐壽民自稱，他雖然對此沒有什麼把握，但“終迫於責任心之驅使，乃不顧毀譽榮辱，挺身而出，為吾行及存戶盡最後之微力焉”。這就是唐壽民對於自己失足落水所作出的解釋。
交通銀行“複業”後不久，1943年2月南京汪偽政府又將一份統製計劃的草案帶到上海，讓唐壽民和其他幾個銀行家周作民（金城銀行）、吳震修（中國銀行）一起商量，緊接著汪偽政府重要人物如上海市長陳公博、財政部長周佛海、實業部長梅思平又輪番上陣，約他們幾個一道談話，聲稱這是日本方麵的新政策，一旦實行，即可將以往由日軍統製轉交由中國方麵民間人士辦理，如此便可以減輕民間的疾苦。對此計劃周、吳不置可否，唐壽民則回答說：“已往統製，病國殃民，殊為非是；今若改由我方辦理，或可免除扞格不入之弊。”他後來解釋這樣回答的原因是為了“減少人民痛苦，並為便利物資內移，暗與我政府經濟政策相吻合”。唐壽民原以為既已表態就算了，沒想到日偽方麵對他卻不依不饒，非要他出任商統會的理事長不可。唐趕快解釋，說他如今擔任交行的董事長事務就已夠繁雜了，而且他對於統製一事又毫無經驗，“倘令主持，勢非莫知所指”，故竭力辭謝。但不久日方又派人進行威脅，聲稱此事已經決定，不可能更改，“若必堅絕，則俟軍事當局前來促駕可也”。周佛海等人也多番相勸，稱此事與中國主權有關，建議唐“毅然擔任，否則因另覓人選，既無相當人員，則改組事恐不易實現也”。
在這種情形之下，唐壽民隻好退一步，應允加入商統會，但不擔任理事長。然而到了商統會成立的籌備會上，可能是事先已經商量好了，周作民、林康侯、江上達等二十多名發起人一致推選唐壽民出任理事長，唐壽民以為此事未經同意，故不敢出任理事長，說完即退席而去。此事鬧得愈來愈大，就連南京的汪精衛也多次打來電話，或讓陳公博、周佛海帶口信前來敦勸。唐壽民後來自稱：“餘處圍困之中，五衷如焚。乃轉加思念，處此環境，既無可退避，唯有犧牲一己，將計就計，盡我心力而已。蓋自抗戰以來，淪陷區在敵軍統製之下，任意搜刮物資，創巨深痛，如任其繼續不已，則社會民生，將不堪設想。時至今日，個人毀譽何足惜，一己利害何足計，倘能有補於我國，有裨於吾民，眾人雖將餘推入火坑，餘亦甘之。敵方所謂新經濟政策，具體內容猶不得知，但餘若能善用之，為民間解疾苦，為國家保元氣，則身俘囚如餘者，又何足懼哉！”
唐壽民這番話說得如此壯烈，真有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味道；但實際的情形並不完全如此。汪偽財政部長周佛海的日記對此事有過如實的記載，他說在當天討論有關成立商統會事宜時，“作民、震修隻知批評，不肯負責，令人失望；壽民頗有勇氣，擬請其為會長也。”這說明唐壽民與日偽方麵的合作已得到他們的認可，此時唐不但早就失足落水，而且已經愈陷愈深了。
抗戰勝利，被捕入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頃刻間空中飛來的接收大員、地下冒出的“抗日英雄”都現身上海，而那些在戰爭中投降並擔任偽職的漢奸則惶惶不可終日，等待即將到來的審判。9月11日，唐壽民沉不住氣了，到金城銀行去見周作民，兩人談了很久，周作民在日記中說唐不僅“頗有懺悔意”，而且還對周加以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