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洋傘打天下
唐壽民曾是舊中國一位著名的銀行家，不過因為他在抗戰時期落水出任偽職，抗戰勝利後因此而被捕入獄，從此便消逝於人們的視線之中，今天恐怕已經沒有幾個人知道他了。
唐壽民1892年生於江蘇鎮江，與同時代著名的銀行家張嘉璈、陳光甫、周作民等人不同的是，他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曆，隻是幼年時在家鄉讀過幾年私塾，後來便在蕪湖的一家錢莊做學徒。錢莊倒閉之後，唐壽民隻身一人前往南京和上海，用他的話說就是“一把洋傘打天下”，經過多年打拚，終於在金融界中占有一席之位。
辛亥革命期間唐壽民參與創辦江蘇銀行，民國成立後他又與陳光甫等人一起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任總行副總經理、漢口分行經理，並任漢口銀行公會會長。大革命時期，唐壽民曾在漢口協助北伐軍籌措軍餉，而宋子文此時正擔任武漢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二人過從甚密，此後宋子文便成為唐壽民政治上的靠山，而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也不斷上升。
1927年11月，唐壽民重返上海，又與人合資創辦了國華銀行，唐本人出任總經理兼副董事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交通銀行奉命改組，唐壽民因為與宋子文具有的那種特殊關係，因而被任命為交行官股董事兼上海分行經理，後又相繼擔任過中央造幣廠廠長、中央銀行常務理事兼業務局總經理。此時的唐壽民不僅已成為江浙財團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在國民政府中也占有相當的地位。
1932年，唐壽民出任交通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經理，他與董事長胡筆江策劃，通過修改交行組織規程，將交行總處改為總行，撤銷發行總庫和上海分行，建立總行業務部和發行部，並由唐、胡分別擔任經理，將各分行頭寸集中於總行，統一調度，從而控製了交行總行和上海分行的業務大權。1935年3月，國民政府強迫中國、交通二行增資改組，李銘和張嘉璈被迫辭去了中國銀行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職務，但是交通銀行最高層的人事卻沒有發生什麼變動，依舊由胡筆江和唐壽民擔任董事長和總經理，這也就說明唐壽民與孔祥熙、宋子文之間的關係並不一般。
香港淪陷，失卻自由
抗戰爆發後，交通銀行總行又改為總處，並奉命隨政府遷往漢口，唐壽民也先到漢口，除了負責各地分行的撤退工作，他還積極策劃在西南各地設立分行事宜。其後唐壽民常住香港，負責總處在港的一切業務。其間雖然曾一度前往上海公幹，但恐被日軍抓捕，逗留未久即返回香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後日軍便從水路和陸路向香港進攻。戰事發生後，香港與九龍之間的輪渡即時停航，因此居住在九龍的唐壽民無法到港島交行總部上班，隻能在家以電話發出指示。他命令下屬迅速將庫存的鈔票和債券“戳角打洞”，盡快銷毀，以免被日軍掠占。由於日軍進攻速度極快，而駐守在九龍的英軍又基本沒有抵抗，以致很快即告淪陷，交行所存之鈔券亦大都來不及銷毀，更無法運出，因而大部落入敵手。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唐壽民對於戰事已有所預感，他曾多次向重慶方麵請示應變措施，但總處並未給予明確指示。戰爭爆發後，通訊中斷，唐壽民遂與重慶失去聯絡。當九龍尚未淪陷時，重慶曾連日派出多班飛機前往啟德機場搶送滯港重要人物，據說最初的名單中也有唐的名字，但不知為何未能與他取得聯係，而其後數班飛機的名單就再也不見他的名字了。眼看著一批批的黨國元老、巨擘大亨陸續離開孤島，此時寸步難移的唐壽民雖然憤憤不平，卻也隻能仰天長歎了。
唐壽民眼見一時無法脫逃，隻能搬出自住的豪宅，躲到朋友家暫避風頭，他化名華天福，偽稱是一家藥店的員工，企圖伺機而動。沒想到日本人的情報相當準確，九龍淪陷沒幾天他就被日本憲兵抓獲，12月21日，唐壽民和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等人一起被日本憲兵帶到尖沙咀的半島酒店，說是要對他們實施保護，從此便完全失卻自由。幾天以後，香港又被攻占，唐壽民又和另外一些滯港的知名人士顏惠慶、許崇智、陳友仁、李思浩等人，一同被監禁在香港酒店。唐壽民後來在談及這段曆史時說：“自是與外界完全隔絕，雖餐食無缺，而行止限於鬥室，不能稍越雷池。囚禁期中，百感交集，念及各行之淪陷，同人之安全與生計，益難自已。”此時唐壽民對日本的態度還是相當強硬的，譬如日方曾叫他發表對“和平”的感想，唐則反駁說：“不平則鳴，強迫是不平，侵略也是不平，如此不平，實無和平可言。”多日的關押讓唐壽民的心情變得十分鬱悶，甚至產生了輕生的念頭。據一起被關押的李思浩後來回憶，唐壽民“時痛憤交集，恒思躍出樓窗，了此生命，言時淚痕被麵”。說這話並不是沒有根據，有一次唐壽民真的要打開窗戶往下跳，卻被看守發現而製止，不然的話，他就會成為舍身取義的烈士了。
上海落水，出任偽職
1942年4月，日本人將唐壽民、周作民等人押回上海，先在華懋飯店軟禁了一段時間，然後才讓他們分別回家，但還是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下。日軍威逼他們不許與外間聯絡，不許隨意外出，並且要保證隨傳隨到。
此時日本人讓唐壽民他們回上海是有其目的的。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隨即占領原被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設於租界的中外銀行即被認定為敵產而被關閉並接受清理，原屬於國家資本的中、中、交、農四行更是首當其衝，被日本強製接管，並將所有沒來得及轉移的黃金、外彙和債券等全數沒收。為了配合日本政府“以華製華”、“以戰養戰”的侵略政策，並協助汪偽政權發行“中儲券”，日本官方有意讓原中國具有實力的銀行“複業”；但他們又認為，中央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官方的色彩太濃，應予撤銷，而中國、交通二行不僅曆史悠久，聲名顯著，而且銀行的股份中還有不少商股，因此決定讓其“複業”，但前提是必須與重慶國民政府徹底決裂。然而“複業”還必須要找些銀行界的知名人士出來充充門麵，以唐壽民的地位和身份，自然是最合適的人選。因此當唐壽民回到上海之後，日偽高層就不斷有人上門遊說，甚至汪偽政府的財政部長周佛海也曾親自登門拜訪，請他務必出來幫忙。在日本軍部和汪偽政府的軟硬兼施之下，唐壽民最終答應“出山”，擔任新複業的“交通銀行”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