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後新時期”這一文學時段的分期及其實際所指，目前評論界眾說紛紜，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後新時期文學應從90年代算起，其主要傾向表現為對新時期文學的主流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的疏離和解構，文學從此進入了一個多極角逐、多元共生的文化轉型時代。然考諸文學發展的實際情形，我們會發現這種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80年代中後期已初步形成，新潮文學、新寫實文學在80年代中後期的文壇上已蔚為大觀，成為與主流文學並存的勢頭強勁的文學潮流。主導文化——精英文化——民間文化——青年文化之間的平行四邊形的互動矛盾貫穿於80年代中後期的文學發展中，在進人90年代後這種基本的文化格局沒有根本性的變化，隻是進入了一個平穩的發展時期，與主導文化相對的精英文化、民間文化、青年文化呈現出合流之勢，多元文化之間的矛盾有所緩和而已。80年代中期是多元文化衝突劇烈時期，文學新生代的崛起使這種矛盾主要以代際文化衝突的方式顯現出來，本文即試圖從這種文化代溝的角度見出新潮作家與新時期作家在文化選擇上的差異，以為後來的文化演進提供一個來朧去脈。新潮文學的出現打破了以往主導文化獨領風騷的局麵，奠定了文學多元化的格局，所以，“後新時期”文學的開端應追溯到80年代中期。
一、新潮作家的文化轉向
新時期文學是以“大寫的人”為號召的，對人的主體性的張揚成為它的基本特征，人道主義是新時期文學的主潮。這種對人的主體性的確立在中國文學從文革時期的神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變中起到至關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它的哲學基礎是西方18世紀康德的啟蒙主義哲學，並且主體性在西方，自從文藝複興以來，一直是西方近代哲學的奠基石。中國新時期文學在主體性的口號下，形成了以求治、求善為特征的、對社會進行政治、道德文化批判的人道主義文學。雖然王蒙、宗璞、茹誌鵑等作家用現代主義手法做過一些嚐試，但其創作中現實主義精神是仍然沒有變化。這種情況在比他們年輕幾代的新潮作家那裏發生了變化。
新生代詩、新潮小說、實驗話劇都可以說是以對新時期主流文學的反叛為號召的。第三代詩人明確地喊出了“Pass北島”的口號，走向反文化和新傳統主義。新生代作家們的小說則明顯中止了新時期文學主題的政治道德指向，而轉入對個體生存的荒謬感的體驗和表現。而《WM·我們》，《魔方》等話劇也顯然失去了新時期《血，總是熱的》那種參與改革的熱情，而走向心靈剖析和形式探索。新潮文學這種對主流文學的反叛很快得到了來自讚同者和反對者的激烈反應，以至新潮文學較之現實主義文學更為得到人們的關注，而成為文學批評的熱點。
新潮作家作為文壇上的新生代大多出生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們在年齡和閱曆上與新時期作家的主要群體，“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存在著不小的距離，但更大的距離是由文化心態的差異造成的。他們的少年時代在文革的文化荒漠中度過，雖然沒有右派作家的坎坷遭遇和知青一代的政治熱情，但也因之擺脫了這種閱曆本身帶來的思想情感上的烙印和糾葛，而對過去的曆史保持一種較為客觀的距離。他們的青年時代欣逢改革開放，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這種深刻的時代變革打破了建國後固有的文化傳遞方式，即由既往的晚輩向長輩學習的傳統繼承式的前喻文化形態向晚輩和長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人之間的並喻文化形態轉換（這種劃分方式出自瑪格麗特·半德的人類學著作《代溝》）。對過去極左曆史的否定以及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使父輩的文化權威遭到了強有力的挑戰。這使他們與五四一代作家一樣走上了“別求新聲於異域”的心路曆程，與父輩的曆史斷絕了聯係，成為文化上的“無父的一代”，沒有臍帶的孩子。這種“殺父”傾向在先鋒派詩人伊沙的一首短詩《名片》中表現得最為鮮明：“你是某某的女婿，我是我自個的爹”！新潮文學實質上意味著子輩向父輩權威丈化的反叛和挑戰。
西方現當代哲學文學思潮的大量湧入，對新生代作家的文化觀念的變革起到極大的催化作用。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都是對古典理性主義日趨激烈的批判。非理性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抗也就是完整的人與理性的人的對抗，所謂完整的人也就是指“整個日常生活環境裏具體的個人，連同他整個謎團和可疑性”，完整的人若是沒有死亡、焦慮、恐俱以及絕望，就不成其為完整的人。啟蒙思想對這些人的生命中醜陋的東西視而不見，而一廂情願地祭起人的完美的外殼，勢必使他們對人的認識陷於表麵和膚淺。非理性主義哲學、存在主義的觀念、以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八十年代中期的年輕人影響深遠，首先在於他們把認識人的基點由理性的人轉向具體的個人，自我就是人的主觀的非理住的生命體驗，而不是某種理念的體現。存在主義的“存在先於本質”的觀念使他們意識到“我們生下來井不是為了一個偉大的預言”，人的本質需要靠自已去創造、發現。因此“自我設計、自我實現、自我負責”成為他們人生觀的基石，“尋找自我”這個西方現代主義的中心命題，開始在中國新潮作家那裏得到了回應。不管是劉索拉筆下的瘋癲迷狂的大學生，還是徐星筆下的立意要做“麥田裏的守望者”似的多餘人，以及劉西鴻筆下的自行其事的中學生，都以忠實於自我的姿態來表白他的人生態度，作出他們的人生選擇。其次，西方非理性主義哲學開始使人關注到人的感性生命狀態、人的本能、欲望、情感以及人性中的醜惡的、有缺陷的一麵。莫言小說中反文化的本能衝動，以及殘雪對人性惡的挖掘和渲染，都已與新時期的人道主義啟蒙主潮相離甚遠。
80年代中後期的“文化熱”中，有兩本書曾在青年人中廣為流傳，一是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是劉曉波的《感性、個人、我的選擇》。前者以個體生存的價值尺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剖析和否定，並從“郭巨埋兒”的傳說中引出了孝道文化是“殺子文化”的結論。同是反封建，它與李澤厚的啟蒙思想顯然不同，這與他們文化背景上的差異有直接關係。後者可以說是新生代的文化宣言，他以感性對應於李澤厚的理性，以個人對應於人的理念，與理性主義的人道主義劃清了界線。從對新潮作品的批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代人文化心態上的差異。何新的《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與多餘者》，對文學“由神聖回歸平庸，由英雄主義回歸虛無”深表憂慮，並對新潮作家的“迷失自我”責之以愛國主義的道義責任。而對劉索拉帶有輕鬆調侃味道的“黑色幽默”，批評者也覺得不對口味，建議來點更為平和的“藍色幽默”，這說明新潮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理想主義、莢雄主義、樂觀主義的情調和氛圍是有了相當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