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知識分於的精英文化在8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出現了分化。新時期文學的人道主義啟蒙者已經由否定非人文化的先驅者向保守主義的立場過渡，而新生代作家開始走上時代的前衛位置。但新時期文學此時還處於它的極盛時期，新時期文學的一些扛鼎之作，如張煒的《古船》就在85年出版，但其衰勢已非常明顯，有些難以為繼。但新潮文學發展勢頭非常強健，到後來出現了實驗文學的潮流。與此同時，以市民為主體的大眾文化開始抬頭，以往被排斥在權威話語邊緣的民間話語開始興盛起來，並在80年代後期釀成了新寫實的文學潮流。青年文化則屬於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表達的主要是一種青春期的反叛情緒，帶有剛剛步入成年時的情感，心理行為特征，是一種不太成熟但更為流行的亞文化形態。至此80年代中期，多元文化形態並存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新時期文學是以反文革為動力的，它的人道主義啟蒙思想與時代的改革開放精神相融合，使中國步入了一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新時期。在中國尚處於前現代的社會，新時期文學對於人性解放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雖然它也有其思想上的局限性。正如美國學者弗萊德·R·多爾道所言；“我們把現代主體性的興起和以人為中心的個體主義看作是一種可以避免的借誤，然而卻是人的解放和成熟曆程中的一個階段——盡管這一階段的內在缺陷現在已變得非常明顯了”。在中國這個階段還遠遠沒有接近自然的完成，但超前的精英文化和經濟先行的時代潮流已經使人們厭倦了人道主義的抽象說教，而進入了一個多元文化並存、互動的文化時代。這個時代的文化矛盾已不象新時期那樣明朗而單純，就是文明和愚昧的對立，而是進入了多元文化相互對立，相互排斥又相互轉換、相互融合的新時代。原先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邊緣文化，都開始登上舞台，表白其自身的獨立性、文學進入了一個沒有主潮的時代，這種趨勢在80年代中後期已經明朗化了。
二、多元文化的互動矛盾
文學新生代的崛起標誌著八十年代中期多元文化並存的基本格局的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主導文化一家獨尊的局麵，而且也不同於單純的二元對立的模式，而向多元共存的狀態發展。多元文化的互動矛盾在80年代中期達到一個空前激化的程度，這種互動矛盾總的來說在三個層次上展開：第一個層次是主導文化與精英文化、大眾民間文化以及青年文化之間的衝突，表現為三種新興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離和對抗，以求得其自身的獨立性。第二個層次是新興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它表現為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抗拒，以及青年文化的反文化的傾向。第三個層次表現為新興文化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如精英文化內部的分化、演進；民間文化的多重取向以及青年心態的不穩定性。這種多元文化的互動矛盾又主要發生在代際之間，以“代溝”的形式體現出來。因此“代溝”一詞成為80年代中期的一個熱門話題，並且文學作品也多以代溝的形式來表現新舊文化間的衝突。
80年代中後期精英文學的個性主義的基本精神走向是由尋找自我到自我的破滅。它與主導文化的衝突表現為個人主義文化與集權主義文化的衝突。與新時期文學不同，它已不是同一文化範式內部的矛盾，而是一種異質文化對居主導地位的文化傳統的反叛。比較80年代初文學中的《女大學生宿舍》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可以發現：“尋找自我”作為一種異質文化潮流怎樣改變了新對期文學的麵貌。《女大學主宿舍》主要是從社會政治道德層次來反映大學生生活，表現的主要是人的社會屬性，代表著一種“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的社會本位觀念，而這種觀念在現代派小說中則得到了逆轉，在新潮作家看來這種總和可能恰恰遺漏和淹沒真實的自我，個體生存成為追尋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基點和出發點。所謂自我也就是個體生命的非理性的主觀心理體驗，它將加諸個人之上的社會屬性拋開，而將其視為淹沒了人的真實自我的虛假自我，社會偽意識。這種非理性的、甚至個體生存體驗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導致他們拋開社會為他們設計的既定軌道，而走向自我本位主義。
80年代中期精英文學中的自我意識可以簡略地概括為以下幾種形態：第l種是“超人”式的個性主義，它強調人對自我的不斷克服，不斷超越，激發人的生命的潛能，常有一種進取、奮發的精神在裏麵。象劉索拉《你別無選擇》中的孟野、森森即屬此類。這些藝術創新者不斷克服超越自我，渴求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在藝術創造中實現自我的價值，在現代派音樂和古典派音樂之間，他們選擇前者，是圇為前者為他們的自我表現提供了自由的空間，而後者隻對他們形成了一種沉重的壓抑。莫言的《紅高梁》係列以非理性的生命強力來衝擊僵化的社會規範，希望以“酒神精神”來拯救人的精神萎縮，也帶有尼采式的超人氣息。這種進取奮發的個人主義者在當代的命運和遭際在徐坤的小說《斯人》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斯人”出現於文革後神本主義，人本主義複興的時代，他的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也就是他擺脫控製，掙脫束縛的過程。他能在曆經磨難，被精神施暴之後，仍然固守“我就是我”的立場實在難得，因為他的多少前輩都在女老薑的殺手鐧下做了無頭之鬼。女老薑攝人魂魄的四句反間：“你以為你是誰？！你知道你在幹什麼？！你是不是有病？！你到底想幹什麼？！”對他根本不起作用，因為他已經成為了一個逃脫了集權的精神控製的異教徒。然而久經瀝煉的斯人卻失意於拜金主義的經濟大潮中，他也終被卷入考托出國的狂潮，“托福，托福，脫離苦難也脫離幸福，脫離親朋，也脫離故土，多少次潮漲潮落日落又日出，猛醒後才發現生活在別處，彷惶中匆匆踏上一條不歸路，不再問蒼茫大地誰去主沉浮。”最後，斯人的自沉為這種個性抗爭的方式劃上了句號。這種個性反抗方式與五四時的個性解放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是有積極推動社會變革的性質，但與魯迅所推至的“精神界之戰士”相比，他們的反抗又偏於非理性的、自我本位的，它與拜倫、雪萊式的摩羅詩人畢竟有著文化傳統上的區別。在他們身上非理性主義的不可知論和文化悲觀主義已經取代了浪漫主義的理想和樂觀情懷。
自我反抗第2種形態是徐星式的“無為的個人主義”。主人公從他所處的同心同德奮鬥進取的時代大合唱中抽身而退，從習以為常的生活中發現了生存的荒誕性，從而以無為來表達他對這種生活的拒絕，而成為徘徊於社會邊緣的局外人。按照加繆的說法，荒誕感是以“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曆？”3為開端的，對生存的價值和意義的追問，使他感到了自我的迷失和社會文化的虛妄，成為一個社會的冷嘲熱諷的批判者和隔岸觀火的局外人。他的無為和頹廢使他與社會拉開了距離，形成了個體與社會的對立關係，這使他更接近於西方現代主義的本色，表達的都是頹廢，挫敗情緒，已經失去了尼采式的個人主義的進取性。如果說這種無為個人主義還是有它的積極的一麵，那就是它以“疾虛妄”的精神優越感對人的沉淪於世，自我迷失的生存狀態予以了決絕的否定和批判。它可以說是新潮文學中一種消極的自我反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