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種主客體對立的文化結構，它把存在看作存在物，把人與世界的關係變成一種對立、征服的關係，由此導致的一種技術化的唯理主義統治趨勢，從而造成人的生存的精神空間的狹窄、萎縮。這就使得超越此現實功利性的人生境界，拓展人的生存的精神空間的人文情懷，在現代技術偏至的時代顯得更有必要。唐君毅曾如此闡釋這種精神空間的拓展對於人的意義：“人可以不知道天地之全部內容是什麼，但是人可以知道天地是比我更大的。人可以不知道生民與眾生是什麼，但是人可以知道生民是我以外之無數有心靈精神之存在，眾生是我以外無數的有血肉有生命之存在。人可以不知道聖賢與佛是什麼，但人可以知道，他是比我現實之人格更完善的人格。人可以不知道上帝是什麼，但是人可以知道，上帝是超越我之心靈精神的一更大的心靈與精神之實體……所有這些大話，都至少有同一的作用，即使我們由感到天地、生民、眾生、聖賢、佛、上帝之超越於我們自己，而自知我們原先狹小的自我之限製；同時即在我們自知自己之限製處，啟見一無限之世界與理想，在我們之前，並要我們去擔負對此無限之世界與理想之責任。此責任感，又立刻把我們自狹小的現實自我，自內部撐開，而拓展我們自己之精神空間。”這種精神空間的開拓的意義，也就在於使人從“現代性”的那種唯理主義的致命的自負中走出，重新去思考存在問題，重新思考人與宇宙、人與人的關係。
走出了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主體性的自限的人，就會意識到世界與人的一種本源性關係，意識到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就是與世界的共在。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世界從來不是立於我們的麵前讓我們觀看的對象。隻要世界作為誕生和死亡、祝福和詛咒從而使我們進入存在的道路，那麼世界便從來不是相對於我們主體的對象。”現代性的主客體二元對立文化，將世界看成是一種客體化、對象化的存在，將世界當成是一種可資利用的資源，一種征服、宰製的對象，由此造成的就是對於存在的遺忘。像在以往的現代文學研究範型中被遺漏的40年代文學中的“新浪漫派”——徐訏、無名氏的創作，它所關注的正是這種現代性文化所彰顯的問題，所以徐訏的“浪漫”背後有他的“接近上帝胸懷”的存在之“愛”；無名氏的“生命”崇拜之中則有他的“宇宙萬物一體之仁”。無名氏再三強調的是：“凡不先滲透宇宙把它變成自己精神背景和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人，就不能最永恒、最絕對的容納全人類。”（《創世紀大菩提》）他的《無名書》透視時代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的一種滲透了宇宙意識的“界外視角”；而徐訏的審視時代的亂世悲憫之心，也正來自於一種心事浩茫、廣袤無際的存在之愛。馮至詩雲：“給我狹小的心，以一個大的宇宙”、陳寅恪講“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等等其意也都在於此。無非都是在強調一種高出於現實功利的超邁眼光，一種天人相通、廣大、深遠的人文情懷。
人文學科正因為有這樣一種人文特性，所以它不可以以“科學”來名之，而且可以以此來補科學至上所帶來的偏失。因此我認為文學研究空間的拓展應該首先是指這種人文精神空間的拓展，它可以開拓人的視野，提升人的生存境界，並使文學和文學研究適應時代的發展，走向進一步的開放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