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上的屢屢失敗，國家的日趨衰竭，根源不在於將領，而在政府，古代政府歸根結底的決定權又在於統治者，所以皇帝是不能繞開的話題。
宋朝是一個以文治國的國家，相比於其他朝代，宋朝皇帝們的文學素養頗高，如宋真宗以《勵學篇》重視教育聞名，宋仁宗以知人善用、培育文學氛圍出名，宋徽宗以書法和繪畫等藝術流傳後世，他們從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精通。與其他朝代相比，這些帝王們所培育的濃厚的文學氛圍、塑造出來的文人大家，在中國曆史上也是極其璀璨的。但是，作為一國之君，這些皇帝缺失魄力，在國家大事上優柔寡斷，猶豫不決，靡靡文風，不僅害了自己，更害了國家。
早在五代時期，就有先例。南唐後主李煜是一位出名的詞人，他的許多詞直到今天依然廣為傳頌，膾炙人口，也一直為我本人所喜歡。但是，作為一位帝王，隻知舞文弄墨，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直到敵軍兵臨城下，還依舊沉浸於詩詞當中，就是國家最大的災難了。李煜後半生極為淒涼，亡國後作為俘虜被軟禁，最後被賜毒酒而死。
對於南唐的李煜來說，這或許是他自身的無奈，看罷他的詩詞，讓人產生深深的同情；然而對於之後的整個宋王朝來說，祖宗“重文輕武”的傳統一脈相承，子孫世代皆是如此，就是一種不可挽回的悲哀了。
文人性格，難以擔當國君大任，這類事件在曆史上屢屢發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遼國大舉入侵，二十萬大軍揮師南下。遼軍來勢凶猛，勢如破竹，攻破了中原重鎮遂城，大軍抵達黃河邊的重鎮澶州（今河南濮陽），三麵圍攻。隻要破城，遼軍就可渡過黃河，一舉攻滅宋朝的都城開封。
此時宋軍岌岌可危，死守澶州城。
坐在皇宮裏的真宗皇帝心急如焚，再也沒有心思作詩了。他一天之內連收到五封急報，不知如何是好。朝廷上下也多是妥協放棄態度，大臣們有的建議逃往金陵（南京）暫時躲避，有的建議遷都益州（成都）依托天險，議論紛紛，爭吵不休，一時間，宋王朝似乎走到了絕路。
隻有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堅決要求宋真宗親征禦敵。
在寇準的堅持下，宋真宗勉強答應前往澶州親征。當到達韋城時，宋真宗又膽怯起來，想要退縮，手下大臣們也開始勸皇帝避難金陵，皇後也勸宋真宗：“陛下您還是速速帶我們回去吧。”宋真宗猶豫再三，隻好再問宰相寇準：“現在去南方避難怎麼樣？”寇準堅持原則道：“陛下，如今強敵壓境，四方危急，您千萬不能後退半步。黃河對岸的將士們都盼著您到來，到時便士氣高漲！如果您現在南逃，那麼將士們的意誌全部瓦解了，即使您逃到南方金陵城，遼軍也會乘勝追擊，必不可保！”
終於，在寇準的鼓勵下，宋真宗到達澶州，宋軍將士頓時氣勢高漲，呼聲震天。戰局出現了轉機，此時遼軍大將被宋軍射殺於城下，士氣受挫，有退兵的跡象，隻要宋軍堅守城池，就能反敗為勝。
可宋真宗的怯弱心理又顯現出來，他懼怕遼人搶渡黃河，迫不及待地要以“金錢換和平”，正中遼人下懷，遂有了被世人所詬病的“澶淵之盟”：
澶州之戰，宋占優勢，遼占劣勢，但經過一番“和談”後，宋朝卻要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並與遼國互稱兄弟。自此之後，遼與宋平起平坐，遼為“北朝”，宋為“南朝”。
這種自取其辱、妥協放棄的政策，讓遼人欣喜不已。遼國得了便宜，班師回朝，此後數十年堂而皇之接受宋朝錢財，未再南侵，宋朝也因此而自詡得意，得過且過，被暫時的和平迷昏了頭。
由於宋朝經濟發達，錢財富足，所以很樂意“以金錢換和平”的外交政策。自宋真宗“澶淵之盟”後，宋人此法便一發不可收拾，每每強敵壓境時不是想辦法抗擊，而是拿大把大把的財富抵消戰爭：遼軍南下，宋真宗就每年“資助”錢財以求苟安；西夏挑釁，宋仁宗也每年“賜贈”大筆的歲幣以穩定局勢；爾後，遼國看見宋朝軟弱可欺，又再次舉兵南下，威嚇宋仁宗，在滿朝文臣的妥協跟風下，仁宗很快又答應再增加二十萬歲幣。被人欺負還要貢獻錢財，還要與對方“稱兄道弟”，中國曆朝曆代再也沒有哪個如同宋朝這樣窩囊了。
與宋朝後來諸多皇帝比較，宋真宗、宋仁宗都是宋朝皇帝中比較英明的，他們治國有方，任用賢臣，文化素養也非常高，可一聽外敵入侵，就大驚失色。尤其是宋真宗，作為北宋第三位領導人，他可謂是“恐遼症”、“金錢換和平”的始作俑者。
據《續資治通鑒·卷二十五》記載，當時簽訂“澶淵之盟”有一個故事，很好地表現了這位皇帝的妥協心態：
忠州刺史曹利用，作為談判代表前去和談。臨行前，曹利用征求宋真宗和談的底線，真宗說：“如果實在談不下來的話，即使每年貢送銀帛達上百萬都行。”過後宰相寇準把曹利用拉到一邊：“聖上雖答應了百萬銀帛的底線，但你必須竭力維護大宋的權利，如果超過了三十萬，就把你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