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用前去與契丹和談，竟然真的隻以三十萬銀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就談成了！回來見皇帝時，伸出三個手指頭示意，宋真宗見了，以為是三百萬，不覺痛心，說“太多了點”，想了一會兒，又自我安慰道：“算了算了，每年三百萬銀帛，姑且了事，也是可以的。”這時曹利用才說：“其實隻有三十萬。”宋真宗才大喜。
帝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帝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帝曰：“幾何？”曰：“十萬”。帝不覺喜甚。
從宋真宗的隻言片語中，我們可以看到：皇帝對“金錢換和平”一事坦然接受，甚至當代價遠遠超出他預期時，也隻是稍微痛心，很快就自我安慰地“姑且了事”。
有樣學樣，之後宋仁宗時代也是這種觀念，重臣富弼出使契丹，對契丹君主說：“你們想要得到的，無非就是租賦而已，我們不忍使兩朝赤子喪命疆場，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歲幣……”
如果單從經濟成本角度看，以宋朝每年高達一萬萬的國家收入比較，三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帛的歲幣實在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也就成為宋人普遍意識“劃得來”的經濟賬。然而，在弱肉強食的年代，幻想以錢財得到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宋朝的妥協政策最終使自己喪失的不是每年區區三十萬歲幣，而是無形的國民精神的萎縮，是國防軍事的癱瘓。
確實，“澶淵之盟”後百餘年間宋遼之間是沒有發生較大戰爭，可是宋軍的能力下降得驚人。僅在宋仁宗早期，當時青年包拯考察河北邊防，就發現“沿邊卒驕將惰，糧匾器朽”，士兵“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幟”，河北是抵擋遼軍的前線重地，竟然軍事都腐敗到這樣程度，實在觸目驚心！之後西夏獨立，宋朝西北邊境又喪失領土，被動挨打，隻好再次“賜贈”錢財，以圖和平。
宋朝的軟弱讓後來崛起的金、蒙古看到了中原漢人的要害。金人不在乎宋朝的歲幣，而是直接南下入侵。當時的欽宗皇帝懦弱不堪，和他的祖輩們一樣寄希望於“議和”，甚至不惜以罷免抗金大將李綱、以大送金銀女人來巴結金人，宋欽宗的妥協思想讓這個國家喪失了最後的希望，金人不會滿足這點小小的利益，在看清宋人本質後，攻破了都城汴京，虜走徽、欽二帝，占領北宋的土地和人民，直接擁有宋朝的城市和財富！
後來的蒙古做得最絕，滅了金，再滅宋，直至征服整個歐亞大陸。蒙古人不需要宋朝的“歲幣”，蒙古人需要的，是把宋王朝的土地統統變成牧場，供蒙古騎兵縱橫馳騁——當我們反觀宋人“以金錢換和平”的思想時，會覺得多麼可笑，可悲。一個沒有強大武力的國家，最終的結局就是被整體征服。
北宋的“惡習”遺傳到南宋，甚至較北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宋真宗“恐遼”，宋仁宗恐“西夏”，南宋高宗則是徹底的“恐金症”——
這位宋高宗趙構，好歹也是皇族中一位優秀的皇子，據《宋史·高宗本紀》記載他年輕時“資性朗悟，博學強記，讀書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鬥”，還擔任過河北兵馬大元帥，當年血氣方剛的他還隻身前往金軍大營，作為談判的籌碼。可正是這位皇帝，在南渡之後，可能是由於過度驚嚇，從此性格大變，將其祖輩窩囊懦弱的性格發揮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金兵再次南侵，趙構由南京慌忙逃往揚州；建炎三年，金兵又攻揚州，趙構再次倉皇出逃，不顧手下臣子，僅帶少數隨從出城，在渡江途中由於受到驚嚇，後來竟然失去了生育能力；金兵緊追不舍，又渡江直攻杭州，趙構無處可逃，隻得從溫州坐船在海上漂泊，前後達四個月之久。
漂泊在海上的趙構處境相當窘迫，食物缺乏，饑餓難當，甚至有一次隻好下船步行到寺廟裏討食。或許正是這一連串的精神打擊，使曾經血氣方剛的趙構徹底轉變，在狼狽逃亡過程中，趙構不斷派遣使者向金國哀求，承認自己未經過金人允許就登極，是犯錯誤，請金國原諒，並甘願向金國稱臣雲雲。
直到建炎四年，得悉金兵退卻後，趙構才敢從海上回到陸地，自此把首都臨時建在了杭州，方才穩定下來。
之後的幾年裏，趙構迫於形勢，重用了嶽飛、韓世忠等一批抗金將領，取得大捷，並有了光複河山的氣象。可是，一旦政權穩固後，趙構卑顏屈膝的心理又表露無遺，從紹興八年開始就與金人議和，金朝派遣特使前來，書信中將“宋國”稱為“江南”，並“詔諭”宋高宗，顯而易見，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不僅如此，金朝特使居然要宋高宗跪拜受詔，奉表稱臣，這引起了南宋朝臣極大憤怒，而宋高宗趙構卻臉皮極厚，願意以“跪拜”禮儀接受，還厚顏無恥地解釋：“隻要百姓能免於刀兵之苦，朕可以犧牲自己的體麵來換取和議。”
嗚呼！此情此景，即使在今人看來，也難以忍受。相比較起來，北宋的真宗、仁宗用“金錢換和平”，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算不得什麼，哪怕是徽宗、欽宗被虜走、囚禁五國城，尚且有些許帝王尊嚴，到了南宋趙構這裏，則是徹底的卑顏屈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