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舊”黨爭的情況愈演愈烈，到宋徽宗時，遊走於新黨、舊黨之間的政客蔡京掌權，利用新黨打擊舊黨，將司馬光、蘇軾、文彥博、呂公著、黃庭堅等一百二十人定罪，稱做“奸黨”，由徽宗親自書寫姓名，刻於石上，稱之“元祐黨人碑”。此時碑上人多已逝世，他們的子孫都被趕出京師，不許參加科考，“永不錄用”。自從新黨淪為蔡京的政治工具，新法也變異為國家榨取百姓的工具，將北宋帝國推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宋王朝從神宗年間開始，卷入的這場“新舊黨爭”持續了四十多年，在這種內耗下，北宋王朝走向衰竭。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破中原，兵臨城下，北宋都城汴京岌岌可危，可這時，宋廷內部的朝臣們還在為是戰是和爭論不休，吵成一團。金人要求宋朝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宋廷內部又產生了意見分歧，欽宗也無法斷然而決，隻好在十一月七日“集文武百官於崇正殿，議存棄三關之地”。
在崇正殿上，文官們繼續爭論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唾沫橫飛，吵鬧不止。
諫議大夫範宗尹讚成割地：“割讓三鎮，與金人有言在先，如若不給，金人必定認為我大宋失信於人，遂進兵攻打，我們就隻有屈辱投降了。”
宰相何桌反對割地：“三鎮是大宋的肢體，割去肢體，國家還能存在嗎？天下非陛下一人之天下，我們怎可以重蹈石敬瑭賣國求榮的覆轍？”
於是，以範宗尹為首，耿南仲、吳仟等七十多人讚同割地求和，以何桌為首，梅執禮、孫傅、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堅持決戰。朝廷之上，這些文臣們喋喋不休，口若懸河，陷入無休止的辯駁之中，相互間爭吵不堪，互相攻訐，導致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混亂，無法進行正常抉擇。
宋欽宗難以抉擇，舉棋不定，無奈之下，第二天又“集百官議三鎮於延和殿，各給筆劄，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朝廷之上仍然是爭吵不休，主和派與主戰派難分上下，在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中，時間一點點過去，政府的不作為導致軍事上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直到十五日，金人發出最後通牒，“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最後宋欽宗不得已才派大臣前去談判。
宋王朝最終沒能阻止金兵南下，都城汴京攻破，徽宗、欽宗二帝被俘。在大臣們的爭論不休中，北宋轟然坍塌，宣告破滅。
當將士們在前線浴血奮戰時，文官們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這些飽讀詩書的文人辯論起來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動輒引經據典，口誅筆伐，可對實際政策沒有一點意義，反而在相互的你攻我訐中耽誤時間，錯過戰機。
北宋的“新舊黨爭”，到了南宋演變為“戰和之爭”，朝臣們在對金人是戰是和的決議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內鬥。
從南宋第一任帝王宋高宗趙構開始，主和派與主戰派就相互內耗。主和派首領秦檜處死了主戰派將領嶽飛，此後武將們再次被打壓，文官群體完全掌政，由此引開的“戰和之爭”成為南宋朝廷的常態。
公元1162年，隆興元年，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即位，改變宋高宗“求和”政策，打壓主和派，啟用主戰派人士，一時間，朝廷振奮，大有欣欣向榮之景。
也正是在這一年，宋孝宗任命主戰派老臣張浚統率抗金大業，發動北伐。此時朝廷內部又為“和戰”展開了激烈爭論，宰相史浩的觀點與張浚截然相反，堅決反對北伐，力求十年時間養精蓄銳，老將張浚則全力支持北伐，要立即出兵江淮。
宰相史浩說：“帝王之兵，應當考慮萬全之策，豈能以圖僥幸心理？”
張浚反駁：“中原淪陷已久，如今再不攻取，恐怕有豪傑興起，取而代之，到時軍閥割據，日後更難以收複。”
史浩追問：“中原已經淪陷，再無豪傑，如果真有割據勢力的話，為何不見興起亡金？”
兩人針尖對麥芒，爭論走入極端，開始鑽牛角尖。
張浚又說：“正因為中原百姓手無寸鐵，才需要我們起兵拯救。”
史浩又說：“金國殘暴，百姓自會像秦朝陳勝、吳廣起義那樣揭竿而起，又豈會等待救兵？”
張浚認為起兵北伐是民心所向，史浩則認為太過冒險，需要養精蓄銳。
主戰派與主和派在朝廷上辯論五日，誰也說服不了誰，難以決斷。朝中大臣，張浚、王十朋、胡銓等人主張立即北伐，史浩、陳康伯等主守，虞允文、陳俊卿等主戰但不主張立即北伐。
我們通過比較北宋徽宗、欽宗時代，可以發現，當曆史到了南宋宋孝宗時代，情勢已經發生變化，由於之前秦檜執政二十年，朝中精英被鏟除殆盡，大臣都老的老，死的死，軍隊士氣不高，長年疏於練習。宋孝宗剛剛登上皇位，準備得相當不充分，無論是人才還是兵馬糧草都極度缺乏，此時欲以北伐重振國威，實在是過於急躁了。此時主和有利，主戰有弊。
史浩穩重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對張浚說：“你想收複中原，這是忠義之舉。可是這樣不自量力出兵，就是空徒虛名罷了。以十年時間培養人才，厚積薄發，後世同樣會讚賞你的功勞，這樣不是更好嗎？”（“明公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