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初獨尊儒學，宋太祖刻石立約，不殺文臣及言事官，列為祖訓，終宋一朝，文人擁有寬鬆的政治氛圍，享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言論自由。
宋代文人們最熱衷的就是作詞——鬱鬱乎文哉，在“小樓閑窗”和“欲說還休”的文字遊戲中，宋代文人們尋找著自身價值。誠然，儒文化熏陶下的“治國平天下”是文人們追求的最高理想，他們的理想是好的，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可以在字裏行間創造出一個強盛時代。他們或許會感歎百姓疾苦，憂慮天下蒼生，但這一切都是他們從文字、書本等間接信息中得來，實際上，他們隻是“居廟堂之高”，卻很少會去“處江湖之遠”。更多的時候，他們缺乏具體的社會實踐，隻是在宏觀絢麗的藍圖下自我感覺良好，由此造成的一係列失誤乃至災難，成為國家的不幸。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寧元年，開始了宋朝曆史上、乃至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熙寧變法”。
此時的宋王朝建國已有百年，由於太祖、太宗立下的“崇文抑武”政策，導致文官數量泛濫，政府機構冗繁，國家體製膨脹如同毒瘤一般，消耗大量社會財富。從宋仁宗後期開始，“積貧積弱”的現象凸現，官場人浮於事，軍隊喪失鬥誌，國庫的銀兩總是入不敷出。宋神宗即位，為了振興國家，大膽任用王安石為宰相，推行“新法”，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變革運動。
王安石變法，曆史上頗為有名，王安石其人甚至被有些人稱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從今人的角度來看，王安石的許多政策確實利國利民，具有超時代的經濟思想：他推行“青苗法”，是采用“借貸生息”貨幣政策，在青黃不接時把種子借給農民，秋天收取利息，這樣政府可以得到利潤，農民也得以維持生活；“均輸法”、“市易法”也具有現代商業思想，在物價下跌時政府購入物資，進行儲備，在物價上漲時拋出，以此平衡物價，既維護了百姓利益，又遏製了大商人壟斷的行為，還增加了政府財賦稅收，可謂“一箭三雕”。
這些方法在理論上頗為可行，也類似於今天許多經濟學者們的理論。年輕的宋神宗初登帝位，剛滿二十歲，熱血沸騰，很快就與王安石一拍即合，推行新政。王安石本人也迫切想要改革，凡事都依據他自己的理想原則，要以閃電般的速度進行一場類似“休克療法”的大換血。
但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如何經得起王宰相這般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
“新政”的效果，竟朝著相反方向發展。改革速度太快，王安石不計後果，引發了社會動亂，乃至全國經濟癱瘓——當上層的政策傳到基層時，幾乎完全變味：青苗法本是用來幫助農民，貸款給資金財產不夠者，豈料該法的利息率被下層官僚層層加碼，演變為“高利貸”，最終成為強迫農民借貸的勒索工具；均輸法初衷是平抑物價、抑製大商人重利盤剝，豈知這種“政府經商”成為腐敗的根源，最終演變為政府的官商勾結，國家壟斷，使許多中小工商業者瀕臨破產……一時間，北宋王朝陷入政治、經濟的極大混亂中，達官貴族、朝廷重臣、各地官員乃至平頭老百姓、農民、失業者全部起來反對王安石。
可以說，王安石的改革是不成功的。自從變法開始，宋廷的文人群體就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他們強調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一派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都是些社會經驗不夠、又想幹大事的低級官員組成。
“舊黨”中涵蓋當時許多優秀的人才，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一批朝廷重臣對王安石展開了批判，自此，宋王朝延續數十年的“黨爭”開始，一發不可收拾。
最初隻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朝堂上的爭論，既而發展到王安石對司馬光一派加以打擊，借神宗名義，貶斥了許多舊黨中的精英，提拔一些沒有經驗的下層官吏。在神宗年間，舊黨人士屢遭排擠，司馬光不得已罷職，蘇軾被外放地方，後來蘇軾一係列的厄運、乃至下獄論死，都因新黨中人的陷害打擊。
宋神宗病逝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後掌權，重新起用舊黨，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上任後，盡罷新法，把朝廷製度重新恢複到原來，連新法中一些有利的政策也罷黜了，此時新黨人士大遭貶斥，又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而蘇軾因為不容於司馬光，又被打成“新黨”被貶斥外地；而後，高太後去世，宋哲宗親政，又再次打擊舊黨，起用新黨，把司馬光一派全部打倒，重新施行王安石的政策。在這種反複折騰下，兩黨之間的攻訐中已經開始變味。由最初的“改革之爭”，演變成了“君子小人之爭”。大臣們分成兩派，相互攻訐，內鬥不止。這些文官們都自命清高，自我標榜是“道德君子”，各成一派，各有說辭。從政治觀點的不同演變到是非立場的原則問題，今天我掌權了，就要置你於死地，明天你上台了，也要把我往死裏整。
這種內耗在曆朝曆代層出不窮，漢有“黨錮之禍”，唐有“牛李黨爭”，但都隻是王朝末葉時期，時間不長。唯有到宋代，朝廷內耗的狀況延續百年，從北宋“新舊”黨爭一直到南宋“戰和”之爭，對整個國家的政權穩固產生了相當大的打擊。每一次內耗，都會清除掉一批仁人誌士、社會精英，可謂是宋王朝為自己挖掘了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