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紀的中國宋朝，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商業發展居於當時世界之最，城市、人口達到最高規模，是否謂之強盛？——不。雖然宋朝經濟繁榮，但在東亞區域數百年慘敗，遭受外敵欺淩，最後被整體征服，不能稱之為強盛。
十三世紀的蒙古汗國，在鐵木真、忽必烈的鐵蹄下，橫掃歐亞大陸，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否謂之強盛？——不。雖然蒙古人武力強大，但缺乏文化底蘊，很快就被其他民族消亡乃至同化，也不能稱之強盛。
一個以“仁德”儒學大國聞名於世，一個以“強權”軍事強國聞名於世，最終結局卻是：一個被徹底征服，一個如曇花一現。
讓我們來看兩個故事——
第一個：儒家的命運
紛亂的春秋時代，魯國人孔丘帶著他的弟子們離開故鄉，前往齊國。這位大儒向齊景公推行儒家思想，強調國家需要靠仁德治理。齊景公很欣賞孔子的言論，但春秋時代諸侯國爭霸，需要的是武力征伐，所謂仁義道德，不過是空中樓閣，所以齊景公雖對孔子以禮相待，卻一直不重用他。
鬱鬱不得誌的孔子隻好離開齊國，前往衛國。衛靈公也熱情接待了孔子，對他恭敬有加，並問他：“您在魯國的俸祿是多少？”孔子回答：“六萬粟。”衛靈公很快就按魯國的標準給孔子六萬粟俸祿，表示對他的尊敬。但得到厚祿的孔子依然不受重用，沒有實職。孔子為了推行自己的儒家主張，求仕心切，說：“隻要重用我的話，三年就能使衛國強大起來。”但衛靈公自始至終都未用孔子，隻把他當做“花瓶”供奉，衛靈公感興趣的同樣是用兵作戰，征伐之術。
孔子深感無奈，最終離開衛國，去往他國。孔子的一生中，奔走於各國間，齊、楚、魯、晉、鄭、陳、蔡等國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一次次推行自己的“仁政”，一次次遭到冷遇，最終也未能實現他儒家的理想抱負。
孔子時代，儒家毫無建樹，在人們眼裏隻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君王們的態度顯得如此曖昧：敬而遠之。
第二個：法家的命運
紛爭的戰國時代，衛國人商鞅隻身一人來到了秦國。這位商鞅先生“少好刑名之學”，崇尚以法術治國。此次前來秦國，是因為聽說秦孝公要振興國家，正四處訪求人才。
果然，秦孝公熱情接見了商鞅，詢問其治國之道。商鞅欲擒故縱，竟先滔滔不絕地述說起上古時堯舜仁德的“王道”來，秦孝公索然無味，聽著聽著竟然打起瞌睡來。過了幾天，商鞅又麵見秦孝公，這次他講述法家思想的“霸道”，如何圖強、征服。秦孝公頓時來了精神，洗耳恭聽，與商鞅連續討論了數天也不知疲倦。
自此，商鞅被秦孝公委以重任，施行變法，用嚴酷刑法治理國家。在商鞅的強權改革下，秦國國力迅速強大，行政效率提高，軍隊士氣高昂，擊敗了強敵魏國，從此一步步向中原擴張，直至吞並六國，一統中華。
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國以武力征服天下，成為中國曆史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可是，盛極而衰，濫用嚴峻苛法的秦國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很快被起義軍推翻，在轟然間倒塌！秦朝二世而亡，後人稱之“暴秦”。
從以上兩個故事，我們不難發現：純粹的儒家無人問津，純粹的法家自取滅亡，兩者皆不可取。
何謂之強盛？公元前二世紀的漢帝國、公元七世紀的唐帝國，既在文化思想上超越了其他國家，又在武力上具有當時世界先進水平，並能長期保持這種繁榮，影響了整個世界格局，此所謂之強盛是也。
自古以來，中國以“儒”為中心，但凡盛世之時，都是儒家文化繁榮之時。那麼今天中國，想要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否在於僅僅恢複了“儒文化”就夠了？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沒有強權法則的支撐，儒家文化等於是空談。
儒家文化重視的是“仁”，以德服人，尊卑有序，強調穩定，反對競爭。這種文化思維隻能是維持已有的繁榮盛景，但不能激發國家從競爭中脫穎而出，所以當年孔子奔走列國，卻終生不受重用。
強權法則，既適用於自然叢林，也適用於人類社會。“落後就要挨打”、“競爭才能成長”是亙古不變的法則，永久的和平是以自身實力的強大為基礎，相互的公平也是以你我之間的能力為衡量準繩。
中國曆朝曆代崛起的王朝，無一不是從血火中蕩滌催生出來的，無一不是經過千百次殊死搏鬥、戰勝強大敵人才生存下來的——哪怕是最“文弱”的宋朝，也同樣以武力征服南方各國、鏟除北漢政權。“槍杆子裏出政權”是絕對的硬道理，隻有帝國消除敵人，安定平穩後，才會改用柔和仁政的方式來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