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北的遊牧民族接連而起，金人踏著遼人的足跡攻破中原，蒙古人又踩著金人的屍骨兵臨長江，南宋朝廷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下已是奄奄一息。
公元1273年，蒙古大軍圍攻南宋重鎮襄陽城。
這座襄陽城地處湖北西北部，居漢水中遊，秦嶺大巴山餘脈。襄陽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南宋朝廷的咽喉。蒙古大軍曾動用了數十萬軍隊，數年都難以攻下。這一次，蒙古軍采用先進技術，利用“巨石發動機”，將上千斤的巨石彈射入城內，一時間，山崩地裂，城內死傷無數，房屋全毀，城牆在劇烈撞擊下已是搖搖欲墜，宋軍大驚失色，再也沒有抵抗能力。襄陽守將派人求救於臨安朝廷，誰知當朝宰相賈似道不以為意，隱瞞不報，延誤戰機。蒙古軍的攻勢越來越猛，又派人進行勸降，許以高官厚祿，宋人軍心渙散，鬥誌全無，最後開城投降。
襄陽城失守，標誌著南宋朝廷即將走向滅亡。江南半壁江山再無險可守，元世祖忽必烈認為“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發二十萬大軍沿漢水南下，一路勢如破竹，宋軍守將紛紛望風而逃，丟盔棄甲。
此時，南宋朝廷裏已是亂成一鍋粥，宋度宗剛剛駕崩，即位的是年僅四歲的宋恭帝，群臣無首，爭論不休，難以抉擇。南宋的文臣們紛紛要求議和，遣使與元軍談判，但遭到元軍拒絕，大軍繼續東移，攻破湖北，三天就占領鄂州，進入安徽，已是陳兵於江南城下了！
正月的江南，也是寒意瑟瑟，長江惡浪在北風中撲打，宋人已被惶惶不安的心理所籠罩。宰相賈似道萬般無奈之下，隻得親自率十三萬宋軍迎戰，但軍心渙散，士兵們多無戰心，城池接連陷落，各地守將聞蒙古軍至，也都望風而逃。1275年二月，賈似道率領的宋軍與元軍激戰於長江邊的丁家洲，慘敗之下，潰不成軍，宋軍水陸主力部隊幾乎喪失殆盡，南宋徹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大難將至，臨安城裏人心惶惶，許多官員都借故離職，攜全家老小逃離京城。左丞相王侖嚴令禁止，依然不能製止大臣們出逃之風，丞相本人也心灰意冷，請求罷政。到了三月份，官員出逃更是數不勝數，京城大街上已是人煙蕭條，破敗不堪。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賢等數十位高官逃走，朝中一片冷落蕭條。無奈之下，太皇太後隻好出麵：“我朝三百年來，對文人士大夫以禮相待。到今天國家多難之時，你們竟然沒有一個出言救國的，平常所讀的聖賢之書，都用到哪裏去了？諸位如何還有顏麵麵對世人，又有何麵目去見先帝？天命尚在，國法尚存，希望臣工們依然能夠為國效力。”然而此時一切都無濟於事，逃跑、投降的大臣越來越多，昔日裏那些溫文爾雅的士大夫們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一次在慈元殿宣布任官詔書，到場的文官僅有六人。南宋局麵無人支撐，一派樹倒獼猻散的景況。
這年的十一月，南宋朝廷獻出玉璽和降表請降，京城臨安淪陷。隻有地方將領張世傑等人擁趙昺為帝，率領殘餘部隊，繼續與元軍作戰，南宋朝廷已是名存實亡。
宋王朝的“崇文抑武”之風，最終給自己帶來了致命的打擊。文臣軟弱，武將無能，一批又一批中華兒女在無效的抗爭中倒下，鮮血濺滿了神州大地。當元軍兵臨城下，飲馬長江之時，我們看到的是宋廷上下君臣慌亂、分崩離析、作鳥獸散的可悲場景了。
在宋之前，中國的兩個輝煌時期：秦漢和隋唐。秦漢帝國以其強大的武力威服四夷，文化尚處於自身發展階段，隋唐帝國則在文化和武力上都達到了頂峰，既有開疆拓土的氣魄，又有極強的文化吸引力。
在弱肉強食的古代社會，武力常常比文化影響更具有直接效果，硬實力常常比軟實力更能產生效應。“槍杆子裏出政權”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即使在今天自由民主、全球經濟的大趨勢下，軍隊、國防也依然是維護國家穩定的重要保障。縱觀世界曆史，無論是古代的漢唐帝國、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帝國，還是近代以來的英國、俄國、美國、日本，都曾以其強大的武力、軍事手段為支撐，進則爭霸一方，退則自我保護，從來沒有聽說一個國家不需要強大武力作後盾就能夠成為世界強國的。
而宋朝就是這樣一個缺失武力的國家，與其所處的同一文化範圍內的曆代中原王朝秦、漢、隋、唐、元、明、清相比，它疆域最小，遭受的攻擊最多，給人的總體印象是那麼的柔弱、溫和，缺乏陽剛之氣。宋朝政府壓製武將，重用文人，一切決策由那些吟詩賦詞者拍腦袋決定，即使是前線征戰這樣的大事，也需經由文人主體構成的樞密院批準，真是讓宋朝的武將們都“英雄無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