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子到孟子，從荀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儒學越傳到後世，越失去了它本來的意味。自宋明之後，“理學”強化了傳統文化中的“三綱五常”，被當做統治階級利用的工具，進一步束縛、壓製人性，從而使儒學變為“吃人禮教”。
這一點在對待“女性”的概念上體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先來看看宋明以前，漢唐時期，是何等的風氣開化，豁達通融：
漢時帝王家或門第顯赫的仕宦大戶，人們生活相對自由，對女子的貞操要求並不嚴格。寡婦再嫁，是自然合理的事，比如薄姬初嫁魏豹，再嫁給了劉邦；平陽公主初嫁曹時，再嫁給了衛青；漢初丞相陳平的妻子，據說在嫁給陳平之前已曾五度守寡，但人們並沒有認為這有何不妥。至於漢代的才女們，如卓文君，年輕時就守寡，後來與司馬相如私奔，這在漢朝傳為佳話；又如蔡文姬，十六歲嫁給衛仲道，二十三歲被匈奴人擄去，與匈奴人生了兩個孩子，三十五歲又回中原與小青年董祀結為夫婦，漢代人並不覺得有何尷尬，反倒她的故事流傳千古。
唐時風氣也非常開放，政府提倡和鼓勵寡婦再嫁，僅是皇家公主再嫁的就多達二十三人。唐朝婦女們可以成群結隊出遊，郊外市裏遊玩、聽戲、看球，女子著裝大膽豔麗，開朗豁達，肌膚豐盈，常常主動追求男子，女子從政也曾風行一時。唐代的女詩人薛濤，才華橫溢，名聲遠播，白居易、元稹等許多詩人都慕名交往；唐代女書法家曹文姬，自幼好文，書法俊俏，人稱“書仙”；唐代最傑出的舞蹈家公孫大娘，以《劍器舞》而聞名於世，在民間獻藝時，觀者如山，應邀到宮廷表演，無人能及；還有諸多女詩人如李秀蘭、魚玄機，宮廷女官如上官婉兒與宋氏五姐妹，女舞蹈家謝阿蠻、張雲容，唐代女書法家吳彩鸞……乃至於出現中國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則天，統治天下二十年，無數男人甘拜腳下，此等盛世，女子豪情巾幗不讓須眉。
可是從宋代開始，隨著理學的影響漸深，宣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社會對婦女的禁錮越來越緊，纏足、守節之風日趨盛行，未嫁之女不能隨便出門，像李清照這樣再嫁便已被後世文人們不屑了。據《河南程氏遺書》中記載，儒家學者程頤與朋友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
曰：“隻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有人問程頤：“按照理學標準，男人不該娶寡婦為妻吧？”
程頤說：“那當然，娶這樣的‘失節者’做配偶，自己也會失節。”
對方又問：“可寡婦如果貧窮無依，可以再嫁嗎？”
程頤說：“餓死隻是小事，失節才是大事！”
此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始作俑者。
宋代男人是中國曆史上最軟弱、最沒胸襟的，在國家大事上難有作為，卻對女性要求極為嚴格，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群體的心理自卑。在理學思想的桎梏下，宋代人愈來愈重視所謂的“貞操”，到南宋時，朱熹明確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主張，向廣大民眾灌輸“貞節教育”。婦女守寡、殉夫之事層出不窮，凡是女子為夫君殉亡，或是守寡終身的，都能獲得人們嘉獎，死後立“貞節牌坊”一塊。朱熹老家在婺源，古屬安徽徽州。徽州的貞節牌坊最多，今天旅遊景點還有“古徽州牌坊群”，在全國也是數一數二，可見影響之深遠。
相比較下，先秦的聖哲們就顯得更為坦蕩豁達。孔子的兒媳婦就是再嫁，因為孔子的兒子孔鯉早死，其妻改嫁到衛國庶氏，孔子並未攔阻，可見他對寡婦改嫁並不反對。後來，兒媳死在庶氏家裏，孔子的孫子子思前往為母親哭泣，孔子也隻是勸他不要太悲傷了。
在孔子整理過的《詩經》中，保存著大量男女愛情的詩歌。“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把這篇《關雎》列於三百篇之首，說“洋洋乎盈耳哉”，讚賞少男少女真摯熱烈的愛情；而到了宋代，朱熹的學生王柏居然指責《詩經》中描寫男女愛情為“淫穢之詩”，稱《詩經》不成體統，硬是刪去了幾十篇關於愛情的詩歌。
到了明代，整個社會已經根深蒂固籠罩在理學“遏製人欲”的思想中，“女子守節”成了最突出的現象——政府以法定形式鼓勵和表彰婦女們守節，“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誌，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立貞節牌坊、烈女祠，在中國許多村落裏，除了民居和廟宇外，最多的就屬貞節牌坊了。
在這種風氣下，女子被禁止學習、看書，“女子無才便是德”，明清之後的女性普遍文化程度較低，地位也比漢唐時降低很多；如果未婚女子經常上街，或是私自與男子約會，則是“不守婦道”，成為家族的恥辱，而如果女子終身守節、殉夫而死，則被大力頌揚，乃至於全家族都倍感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