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標誌，在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個國家落後挨打的根源，也在於科學技術的落後。明清之後，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相對於西方落後，尤其是到清朝中葉，科技幾乎停滯不前，還有不小的倒退——人們探討其中根源，為此爭論了一百多年，有認為是製度的問題，有認為是文化的問題，有認為是封建統治者愚民的問題……諸多解釋，不一而足。
自然科學的落後，是中國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我不能鋪開來寫，畢竟這個話題極為複雜深刻。但其中有一個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中國的科舉製度。
科舉發展到明清兩代，獨尊理學，隻用八股，一切以四書五經為藍本，思想被限製在狹小的範圍內，加上中國傳統的思想本就是“重德輕技”、“重農抑商”，強調道德、人倫綱常、人際關係的感性文化，忽視技術原理、邏輯推理的理性精神，認為這是“奇技淫巧”。
一定會有人說：明朝的自然科學不是很繁榮的嗎？有李時珍這樣的醫學家，有宋應星這樣的科學家，有徐光啟這樣的中西文化大師，有徐霞客這樣的旅行家。怎能說中國人不重視科技呢？
確實，這些都是中國自然科學的結晶：《天工開物》、《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隻是，這些科學著作是完全拒絕於科舉製度之外，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提倡。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科舉考試是每個中國男子的夢想，隻有四書五經才是“正經學問”，至於發明創造、科學探索，完全是“奇巧淫技”，隻有極少數“另類”之人才會去做。
讓我們來看看，明代的四大科學著作，這些作者都是什麼樣的人？——
《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其家庭是受官紳欺侮、地位很低的民間醫生，父親為了李家能出人頭地，希望李時珍去考科舉。李時珍年輕時三次考舉人，都失敗，最後無奈無緣官場，隻好放棄科舉考試，自發研究醫學，而且，當他下定決心走從醫這條路時，寫詩雲“身如逆流船，心比鐵石堅，望父全兒誌，至死不怕難”，是一副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模樣。可見在當時，從事這樣的科學醫術研究，是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需要承受極大精神壓力，幾乎屬於人們眼中的“異類”；
至於《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五次進京應試，皆名落孫山，最後隻得在江西分宜縣當一個小小教諭。由於對仕途失去信心，宋應星利用業餘時間憑興趣寫出了《天工開物》，這完全取決於個人愛好，宋應星在自己書序言中說“欲購奇考證，而乞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我想做一些試驗來驗證自己的推理，卻又沒有錢財，我想與同道中人相互探討原理，卻又沒有這樣交流的場所”，可見在中國社會，自然科學的研究是受壓製、冷落、不被重視的，隻有宋應星這樣在官場鬱鬱不得誌的人，才會借此打發閑暇時間；
《徐霞客遊記》的作者徐霞客，明顯屬於中國文化裏的一個“另類”。他早年隻考過一次童子試，沒有考取，便不再應考，而是遍覽名山大川，遊曆探險，這與當時千千萬萬年輕人苦讀聖賢書是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說明他的出現隻是中國偶然現象。徐霞客其人是一個極度富有冒險精神的人，一生幾乎都在探險中度過，但我們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他這種行為完全是自發的，相比於哥倫布、麥哲倫探險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張騫通西域有西漢政府的政策，以及西方科學家、旅行家得到科學院和皇室的大量資金讚助來說，明代的徐霞客，無疑得不到官方任何資助。他能靠的僅是自己的一雙腳，一雙手，孤獨地在大川河海中漫行，沒有人能夠理解，甚至在夜晚繁星時也隻能一人細細品味孤獨。這對於常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所以，徐霞客隻能是一個特例，而絕不可能成為中國對自然科學探索的主流現象。以上這三位大科學家，都與科舉無緣，更得不到民眾、政府的支持，中國傳統文化下，科舉製度不僅不能選拔出自然科學的人才來的，而且排斥和壓抑自然科學，中國整體的落後，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至於說到《幾何原本》的譯者徐光啟，這個人更加是傳統文化中的“異類”。徐光啟能夠在官場如魚得水，也能在自然科學方麵大有成就，他絕對是特例，而不是中國人的常態。徐光啟本人生長在上海，一個商人家庭，一直以來，上海文化就明顯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農業文明比較下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精明、算計、海洋文明——從一定程度上說，徐光啟不是中國的常態，更不是黃河文明、長江文明、農耕文明的象征。徐光啟這樣的人在整個中國社會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依然在“存天理，滅人欲”、“重農抑商”、“重道輕技”的思想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