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思想成為桎梏的原因，是伴隨著科舉製而蔓延的。
科舉製始於隋朝，科舉製改變了之前中國靠推薦、督察來選拔官員的方式，製定了一套完整的考試體係，以儒家文化為內容來進行合理公正的考試，從而為廣大寒門學子創造了仕途機會。
任何一項事物都遵循著“初生—成長—發展—成熟—衰落—死亡”的規律，帝國如此，文明如此，科舉製度當然也如此。
唐宋時期是科舉製發展成熟時期，考試內容豐富，要求考生們具備各種知識技能，除了考詩賦之外，還有考經義、時務、策論等，與現實緊密聯係。隨著科舉考試規模越來越大、錄取人數越來越多，到了明朝，政府製定統一標準：隻考八股文，其他聯係實際一概不考，並隻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這時科舉製的弊端就凸現出來。
八股文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收結幾個部分。行文中必須用排比對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明末學者顧炎武曾說：“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複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
這種寫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寫一個字也不行，少寫一個字也不行，條條框框的限製著，很多人都是一邊寫一邊亂編，隻為了湊字數，達到對偶的效果，文字表麵上看，十分整齊，細看下內容，廢話滿篇，空洞無味，言之無益。隻要想想當代千篇一律的官樣文章、學生作文等，就可以感覺到昔日八股的影子。
如果八股文隻是文章的一種形式，確實不會造成太大的危害。可是，當它成為整個帝國唯一的形式標準時，這種禁錮就顯得極為可怕。考試題目隻能出自“四書五經”中，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並且作文時更不能有標新立異的思想出現，唯一能做的是“代聖人立言”，按照朱熹的語氣、揣摩聖人的想法，寫出文章。這樣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學習、苦讀，從思想到心靈上都潛意識地形成了程朱理學的模式，中國千千萬萬青年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由於行文僵化，知識分子們在寫八股文時，常常沒話找話，以此湊足字數、滿足格式，鬧出不少笑話來：
有考題《事父母》，按照八股規範，第二股“承題”要緊接第一股“破題”進行闡述，於是有應試者寫道：“夫父母，何物也？”閱者看罷，啞然失笑，評曰：“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
四書五經中有限的字數，數百年下來，書中的題目越來越難取，考官們也犯難，隻好取一字之題，如單純以“雞”為題，實在讓應試者傷透腦筋。有的“中股”就有這樣可笑的句子：“其為黑雞耶，其為白雞耶，其為不黑不白之雞耶？”批閱者看了大笑，調侃曰：“蘆花雞”。其後股寫道：“其為公雞耶，其為母雞耶，其為不公不母之雞耶？”批者曰：“閹雞”。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沒話找話”，製造了一大批迂腐毫無實際學問的書呆子。
《儒林外史》是一部傑出的諷刺明清科舉製的小說。範進是書中一個典型角色，他苦讀“四書五經”二十年，終於考上舉人，春風得意，做了山東省的學道，可正是這位“範學道”，除了知道八股文外其他一竅不通，竟連宋朝大名鼎鼎的蘇軾都不知道，迂腐淺薄，躍然紙上。《儒林外史》第七回：
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吃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
範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隻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那個少年講了個笑話，本想諷刺那個老先生不知蘇軾其人，豈料在場的範進竟然也不知道，還順著這個笑話繼續說下去“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一句話彰顯自己的淺薄無知，真讓人笑掉大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