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這種諷刺書呆子的情節很多，還有馬秀才，喜歡評論文章，誇誇其談，竟然連南宋的李清照也不知道，第十四回：
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那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原來是朱淑貞！”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
這些都是作者從現實中發現的。《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是出生在安徽全椒縣的“名門望族”，他的先代以八股文起家，在明清交際時達到鼎盛，他本人耳聞目睹了官場、考場的真實情況，以其親身經曆、所聞所見，在書中刻畫了那個時代的一大批昏官、腐儒、書呆子形象。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托派組織領導人鄭超麟，寫了一本《鄭超麟回憶錄》，回憶清末時代他家鄉的事情，就提到過：
我長大了，讀曆史，讀筆記，讀戲曲和小說，覺得宋元及以前的社會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兩代的社會生活則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說，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緣傳》，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寫小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生活和人事關係，幾乎像我小時所生活的社會一樣，我完全能夠理解。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結構，就在我的眼皮下漸漸消逝了，一去不複返了。
鄭超麟老先生活了九十多歲，經曆了清朝、民國、新中國建立乃至改革開放數個時代，他的經曆是反映當時封建社會的最好佐證。在鄭超麟看來，《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說就是他曾經生活年代的真實寫照，“幾乎像我小時所生活的社會一樣”：
當時那些書香世家，大多數以為科舉終會恢複，朝廷終會以八股取士的……我很佩服我的父親一輩的秀才居然會做出這樣困難的文章，運用這樣複雜的四書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貫的。這該耗費多少精神勞動！因此，我能夠原諒他們的無知，原諒他們除了四書五經，朱注，幾部《學案》等等，總之與做八股文有關的學問以外，缺乏其他常識，連古學的常識也缺乏。
我離家後才讀《儒林外史》，其中寫八股先生範進，做了鄉試主考，還不知道蘇軾是什麼朝代的人！我覺得吳敬梓寫的簡直就是我少時所見的秀才。
在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下，人們普遍把“學而優則仕”當做真理。要想出人頭地、光耀門楣，或是體現自身價值，隻有當官走仕途，而要當官，則必須苦讀四書五經，從童年開始，經曆一次次科舉考試，所有的心思都花在鑽研八股上。“自古華山一條路”，有文化的青年全都陷於這無休止的八股科舉中，無疑對國民精神是一種漫長的扭曲。
明清兩朝，八股風極盛，扼殺了整體國家知識分子的靈感，許多成為官員的知識分子們，缺乏自己獨立的思想，完全遵照理學宗旨，除了懂得如何作文之外，對於治國毫無建樹，在實際工作中呆若木雞。
乃至於明末學者顧炎武，極為憤慨地大罵：“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又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康熙年間的翰林徐大椿在《時文歎》中寫道：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這篇俗曲把讀八股讀傷了的士子們挖苦得無以複加。作者認為八股文造就了一群廢品，既無知又無用，連個合格正品的人都做不了，何況做官呢？
在唐朝，政府做法非常務實，不僅考策論、時務等，吏部還要對書生們進行職能測試，或是派遣他們去各衙門做幕僚，經過實踐的技能培訓後，才能授予官職。從宋朝之後，弊端越來越大，讀書人一旦考取，即刻授以官職——這樣做法是很可笑的，因為那些閉門苦讀十年的書生們沒有得到任何實踐的培訓，僅靠文章做得好就能當官，他們很難處理現實社會中紛繁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唐朝行政效率最高，機構也最精簡；宋朝人浮於事效率低下，官員們黨爭內耗不止；明朝的文官們則誇誇其談空言心性，偏激高傲，與皇帝水火不容；清朝的官員們集體愚昧，隻懂做奴才，麵對先進的西方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