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有一個人物叫周進，是科舉考官的代表人物。他把持著“篩選人才”的職能，擁有評判取舍的大權，一句話就能決定考生們前途，可正是這樣的人，卻愚昧不堪，思想僵化，貽害了多少真正讀書人：
有一人童生來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麵試。”
學道（周進）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麵試些甚麼？”
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麵試。”
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隻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旁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童生叉著膊子，一路跟頭，叉到大門外。
“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這是後世科舉考試的至理名言，也是極大諷刺。在考官們眼裏，隻要八股文章寫得好就夠了，至於曆史知識、詩詞歌賦統統都是不需要的。沒有廣博的閱讀基礎，沒有靈感的創作構思，選出來的又豈能成為人才？當那個童生說“詩詞歌賦我都會，求老爺出題麵試”時，考官不僅不為有這樣知識全麵的人才高興，反而大怒，認為是“雜學”、“荒廢”。這是那些莘莘學子的悲哀，更是科舉考試的辛辣諷刺。
明清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把大量精力都花在了“八股文”上。這些本應該有自己真知灼見、思想活躍的青年學子們，在巨大的考試誘惑下，放棄了自己獨立的思想，一門心思地訓練八股的技巧，更被程朱理學中的所謂“聖賢之言”禁錮了頭腦——再也達不到房玄齡、魏徵、王安石的眼光氣魄，也更不及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的文學水平。
為什麼明代的文官幾乎都是“一根經”，為了某些虛名、所謂的正統、所謂的禮儀而爭執不休，甚至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嘉靖朝的文官們、萬曆朝的大臣們，一個個前仆後繼，自以為擁有了理學的“浩然正氣”，進行毫無價值的爭辯、抗爭，於國家百姓沒有絲毫益處。
到了清朝，統治者把“民族歧視”與“八股文”結合，則更大地摧殘了華夏民族的精神。無論是從理學的遏製人欲、政府的重農抑商、科舉的死板、拒絕科學等各個方麵來看，清朝比明朝更加極端，對歐美列強毫無了解，還一味地自稱“天朝上國”，相信以封建迷信就能打敗堅船利炮的歐洲列強，甚至連林則徐這樣的重臣麵對英國人時都顯得愚昧不堪，認為英國人膝蓋不能彎曲，用竹竿就可打敗他們。明清兩代，五十步笑百步，它們走入封建社會的末路，挽留不住那垂垂欲下的夕陽，在最後的猩紅血色中坍塌，坍塌……
康熙皇帝曾看到八股文的害處，便詔告天下，停止以八股取士，以策論、時務等實用性較強的考核取代。但是僅僅五年後，因為大臣和文人的集體反對，隻有作罷，重新恢複八股。到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認為八股文已經落後於時代，於是奏請乾隆皇帝廢止八股文：“科舉之製，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幸日眾”。但是，這一建議很快就被以大學士鄂爾泰為首的群臣否決了，認為這完全是無事更張，杞人憂天。最後鄂爾泰說了一句話，表露了真實想法：“非不知八股文為無用，特以牢籠士子，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
時代向前發展，當西方蒸汽機的轟鳴聲傳來東方，當英法聯軍的大炮架在中國海岸線上時，頭懸長辮、身著馬褂的中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落後太多太多。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
公元1905年，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製度才宣告廢除。
當年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告還回蕩在國人耳旁，昔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呐喊還在中華大地縈繞。一千年的科舉製思維，要用一百年時間來清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才永遠是國家強盛的最重要因素，在人才培養的道路上，中國，路漫漫其修遠，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