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代表的不僅僅是他自身，而是中國傳統社會千年來的一個象征，隻不過，他顯得最為突出、最為典型，也比其他帝王更具有代表性。
中國作為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決定了“各家管各家”的習性。與西方商業文明不同，農業所重視的隻是埋頭生產，相互之間不需要商品的交流，因此，這種社會缺乏相互間緊密的聯係，如同馬克思所說的“大袋子裏麵的土豆相互鬆散，不能組成一個整體”。為了能把這些廣袤鬆散的農村集體組合在一起，曆朝曆代中國必須加強集權，隻有通過中央的強化集權，才能塑造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並且抵禦外敵。
這種趨勢自秦朝統一中國後就延續下去，而且隨著朝代更迭、時間演進，新王朝的統治者們愈發加強集權，直到明清兩朝，發展到頂峰。
對於皇帝們來說，這或許不該怪罪於他們，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千百年來一脈傳承農業思想，本身無可厚非。而中國兩千年來一直處於世界的中心，是當時全天下的“中心之國”，其延續曆朝曆代的政治體製、文化思想是不容置疑、天經地義的，如果沒有西方外界的異種文化入侵，或許中國將一直在“分裂——統一”的循環中永久下去——而這，本身就符合農業社會的“天地四季”無窮無盡循環的思想。
漢朝時，地方上還享有諸多自主權利，任官、選拔、軍隊、民間商業等都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王侯們也常常是中央的牽扯力量；到隋唐時，隨著科舉製的興起，人才的選拔權力完全收歸為中央，地方沒有自行任免權，不過此時的貴族門閥、藩鎮勢力還是能夠影響中央政府決策的；到宋朝時，既沒有了貴族門閥的製約，軍隊也完全歸屬中央，所有的事務都須由中央行政說了算，政府機構的效率猛然下降，地方喪失了活力；再到明代，朱元璋開創的集權專製可謂更加嚴密，這其中原因有兩方麵：一則是因為前朝亡國多由中央衰弱導致，血的教訓讓後來的統治者必然更加趨向專製政治；二則是因為朱元璋本人極度缺乏安全感，對內警惕過度，其強迫症完美性格、小農意識的家長作風深刻地影響到明王朝初創的各個方麵。
曆朝曆代，宰相權力巨大，相當於是皇帝選定的“委托代理人”。明代以前，皇帝本人不管轄具體的行政事務，這些由宰相負責。而明朝初年自胡惟庸案後，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製，撤銷中書省，相應地加強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對皇帝負責，再設私人秘書式的“內閣”，以供皇帝差遣、指揮。
這樣一來，丞相的職權實際上是由皇帝來行使，天下所有事情由皇帝一人說了算，大大強化了皇權力量。終明一朝，沒有宰相，隻有供皇帝隨時罷免的內閣大臣，前朝那種宰相可以製約皇帝職權的平衡消失了。同時，這也極大地增加了皇帝本人的工作量，在廢除丞相後，一切大小事務都得朱元璋說了算。
在《毛佩琦細解明朝十七帝》一書中，曾對朱元璋的辛苦工作有量化的分析：
從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僅僅八天內，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兩百份文件，處理四百件事情。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計，也要有一百一十六萬字，這樣算下來，他平均每天要批閱二十餘萬字，處理四百二十三件事。不僅如此，他還要每天上朝接受麵奏，接見各地來京上告的耆民，處理百姓擊登聞鼓直接告狀的事，定期接見朝覲的官員，真可以說是日理萬機。朱元璋曾說：我自即位以來，經常以勤奮努力勉勵自己，天沒亮即臨朝，太陽偏西才回宮；夜裏想著天下大事，睡不安穩，就披衣起床，觀看天象，看到一顆星星位置不對，就會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應當馬上辦，立刻一條一條記下來，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唯恐各項事情的處理有一絲一毫的不當。
無疑，在曆朝曆代皇帝中，朱元璋是最為勤政的一個君王之一，他對自己的本職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
如此繁重的事務，開國者朱元璋尚且要殫精竭慮，無暇休閑，至於他的繼任者、後世子孫們，就更不可能完成了。朱元璋希望自己的後代都能像自己這樣勤於政事、兢兢業業，不曾想朱家後代皇帝們偏偏是曆代王朝最懶惰、另類、不務正業的統治者，他們是——不想當皇帝隻想當將軍的嬉鬧皇帝明武宗，一心修道隻想長生不老的道士皇帝明世宗，二十年不上朝荒廢怠政的懶惰皇帝明神宗，隻對木匠活感興趣的木匠皇帝明熹宗……這些皇帝的行為或極其荒誕，或貽笑大方，或令人無奈，或可惡害國，都是出了名的不務正業，明初太祖嘔心瀝血打造的大明江山，就這樣敗在了後代子孫手裏。倘若朱元璋地下有知，該會作何感想？
朱元璋是具有強烈的完美主義傾向之人，與曆史上的諸葛亮性格一樣，事無巨細，事必躬親。他就像一個大管家一樣，一絲不苟地操持著這個巨大的農業王國，大到國家的禮儀法典，小到百姓們的吃穿住行，他無一不親自設立，他的言行舉止、思想性格，影響到了大明帝國的各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