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官群體的“祈禱”並未能給張居正帶來福音，幾個月後，這位權傾朝野的首輔病逝，朝廷的態度迅速轉變。很快，言官們口誅筆伐，紛紛彈劾張居正貪汙受賄，明神宗萬曆皇帝下令抄家，並剝奪了張居正身前的榮耀，以其大罪詔告天下。張居正家抄出“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那些原來巴結的官員立馬一變，爭先恐後把張家門封了，以此邀功，乃至於張家老小困在府內，十多天之後，打開門才發現餓死了十幾口人，“子女多遁避空室中，餓死者十餘輩”。
張居正的幾個兒子被嚴刑拷打，大兒子不堪受辱，上吊自殺，二兒子投井絕食，自此這位政治改革家身前榮耀一掃而光，成為天下人唾罵的對象。萬曆皇帝“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還聲稱本要把張居正剖棺戮屍，念及他對國家有功就姑且免了，他的弟弟等親人全被發配流放。
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帝國的中樞首腦一個個倒台，背後是上千萬兩的黃金白銀、田產家財，讓天下人瞠目結舌，驀然間發現，這個世界，其實什麼都不值得相信。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就歪，在學習首輔們“厚黑學”方麵，官員們是非常積極的，他們一麵高唱儒家仁義的大道理，一麵馬不停蹄地撈取錢財。此後的內閣大學士在貪賄方麵更是有恃無恐，如大學士張位初入翰林時頗有名望，但很快他就“黷貨如蠅，每次討缺不下數十，多者千金，少者數百金”，沈一貫輔政萬曆朝有十三年，家中“貨財如山，金玉堆積”，沈一貫下台後，繼任的朱賡更是貪婪，貪汙受賄使其暴富，以至於“富至八百萬”。
中央朝廷裏的官員們，一個比一個貪，上行下效，全國各省地方官也搜刮民財。所謂斂財，頗有門道，每年各省地方官都要進京，總要到各個熟悉的京官府邸去拜見，少不了要孝敬，巴結一下上司。這種孝敬稱為“冰炭敬”，夏天天熱要送冰給中央高官消暑，冬天天寒要送木炭供給取暖，但沒有誰會真的拉上幾車冰和炭，都會換算成銀兩，數目多少憑自己的“孝心”來定，於是京官受賄、地方官行賄就進入了這種明目張膽的係統裏。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就職禮、年禮、節禮、壽禮等定規定製，少則千兩白銀，多則上萬兩銀子，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央高官的口袋裏。地方官們大肆行賄，自然得到了上司的青睞，反過來他們在當地就更拚命搜刮民財，撈取油水，最終受苦的是百姓。
所謂“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合遠近臣為內閣府庫，開門受賄自執政始。”京城官員、地方各級官員組成了一個龐大的貪汙受賄網絡，層層遞進，直到朝廷的政治中心——內閣，像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內閣首輔，一旦查出巨額貪汙，牽連的就是上百上千個下麵的官員，整個官場都引起劇烈振蕩。
儒家學說到明朝後期已經徹底淪為“假道學”，被當做官員們沽名釣譽的政治資本。那些在朝廷上自我標榜的道德君子們，其實不知背地裏撈了多少好處，即使是有“君子”美稱的東林黨人，也不純淨。
前麵已提到過，東林黨人活躍於萬曆、天啟年間。他們在攻訐異己、口誅筆伐之餘，對國家社稷最大的“貢獻”是反對礦稅。何為礦稅？——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興起，許多中小地主改行開礦挖煤，私設礦場，賺得大筆金錢利潤，神宗萬曆皇帝發現這些新興產業都未納入國家納稅範圍，於是開始對礦場收稅。但在操作過程中，由於萬曆帝任用太監做特使，導致橫征暴斂，大肆勒索，許多剛剛起家的小農資本家被逼破產，全國工商業經濟下滑。
以李三才為代表的東林黨抗議皇帝的政策，上書請求免去礦稅，他們的理由是要保護百姓、保護新興產業。人們因此認為東林黨人憂國憂民，是國之棟梁。其實，作為以江蘇無錫為主體的東林黨，許多成員都出生在這片經濟發達的富裕之家，他們在當官之外，本身就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有的家庭是鹽商出身，有的是官僚地主兼營工商業，有的雖非工商業者出身，其社會關係卻與商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一直以來，開礦、經商在明朝都不收稅，官僚商人們得到的利潤常常高得驚人，當萬曆帝要征稅時，無疑觸動了東林黨人的利益網，所以他們打著“為民請願”的幌子最為積極。
這其中，反對礦稅最激烈的東林黨人李三才就是典型，他不僅是朝廷要員，更是大運河漕運樞紐“北京—通州”這一帶商人的總頭目。他生活奢侈、大肆揮霍在朝廷中已不是什麼秘密，據說他的家產多達四百七十萬兩白銀，相當於天啟年間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