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對江南的知識分子們來說是一場浩劫。
浙江莊氏家族是明末清初的大戶人家，與江南諸多名士、學者有密切的交往。莊家二少爺莊廷龍誌氣頗高，寫了一本《明史》希望能流傳千古，並花重金聘請當地十六位名士參與修改、潤筆，又請了崇禎十三年進士李令皙為該書作序，為了擴大該書的宣傳，還邀請了當時文氣更大的查繼佐、範驤、範文白、陸麗京等知名人士，江南地區的文化界都盡皆知曉。
從清軍入關算起，清朝統治此時是第二位皇帝康熙，隻不過這時康熙不到十歲，天下初定，滿漢之間矛盾依然尖銳。尤其國家大權掌握在鼇拜手裏，鼇拜其人凶狠野蠻，對待漢族知識分子向來從不手軟。浙江這群文人如此大張旗鼓地刊刻、印刷，四處傳閱《明史》，無疑是“頂風作案”，觸動了清王朝的敏感線。
這本《明史》以明末遺臣的觀點來寫作，站在漢人的角度為明朝辯護，文中對清軍入關稱做“夷寇”，把明朝降將吳三桂、耿精忠等人罵做“吳賊”、“耿賊”，還詳細描寫了女真族在關外的窘困，對努爾哈赤直呼其名等等，都冒犯了清王朝的大忌。更糟糕的是，這本《明史》以南明年號記錄，不用清朝年號，等於是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這對當政者來說，豈不是“言論造反”，分裂國家罪？
流傳甚廣的《明史》很快引起了北京朝廷的注意。當時的第一權臣鼇拜，自然信奉的是強權霸道，立刻下令追查此事，一夜之間，《明史》案在江南引起了軒然大波。
首先是抓捕莊氏家族，也包括作序的李令皙一家，莊、李家男女老少數百口人全被押解京城。此時，作為“主犯”的莊家二少爺莊廷龍已經病死，被清政府下令挖開棺材，當場戮屍，莊家老爺莊允城年歲已大，經不起這番驚嚇，很快就死在獄中，莊家數百口人皆被斬首，李令皙全家也被處斬，恐怖席卷整個浙江。
隨著清查的深入，牽連出更多的人。編撰此書的江南名士蔣麟徵等人也被抄家，家族男子一律斬首，女人充做奴隸，另外的潘力田、吳赤溟等諸多江南文人本沒有參加寫作，但因為莊家把他們名字也列在書中，所以也都全家被斬，真是可憐可歎，無辜者血淚遍地。
而後，那些刊刻書籍的、販賣此書的、購買此書的都被抓獲，連當地的知府、提督也都被一並問罪，牽連越來越廣，達數百人之多，被斬首、淩遲、杖斃、發配流放皆有，血肉橫飛，慘絕人寰。
這樁康熙初年的“明史案”開清朝文字獄之先河，牽連之廣，殺人之多，實在聳人聽聞，成為後世效仿的榜樣。中國文人在明後期發展起來的獨立人格，在清朝的一次次血腥屠殺下被抹去，人們不敢自由議論，更不敢有獨立思想，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文字獄”——以文字獲罪下獄，古已有之。周厲王的殺人止謗，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的大下詔獄，明太祖的多疑濫殺。這其中，清朝的“文字獄”時間最長，從康熙年間開始，經雍正時代，到乾隆時期，一百多年時間裏發展得愈加熾烈，近百件文字獄事件讓人膽戰心驚。正好這爺孫仨是清朝三位明君，在“康雍乾盛世”的締造過程中，也是“文字獄”的傳承者。
作為清王朝來說，其統治階級屬於少數民族，民族衝突在清初非常尖銳，滿漢互相敵視。而漢族人口占大多數，常常有“反清複明”之類的“義舉”在中國大地上燃燒。
統治者們都明白，要坐穩江山，光靠暴力屠殺、野蠻鎮壓是不能長久的；還需要在文化上進行控製，扼殺異端思想，統一意識形態，才是維護專製集權的根本保障。
相比於康熙年間，雍正朝則更加嚴酷。雍正即位後，這位皇帝本身麵臨“正統”的非議，朝中有諸多反對勢力虎視眈眈，雍正帝遂在政治上采取“鐵腕政策”，重嚴刑，興大獄，繼明太祖後又開啟了特務機關，捕風捉影。
當時江西永興縣有一位文人，名為曾靜。這位曾先生性格迂執，喜歡頌古非今，“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濃烈。他偶然間讀到明末名士呂留良的文章，其中對“夷夏之防”有鮮明的立場，不禁欣喜異常，認為找到了知己。當時呂留良已死，曾靜便與其兒子呂毅中、學生嚴鴻逵及弟子沈在寬等往來投契，每賦詩相贈答。在曾靜所著《知新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鮮明的反清言論，“中原陸沉，夷狄乘虛”、“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把清朝比作動物，不承認蠻夷是人，又說“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壽”，言辭頗為激烈，矛頭直指政府。
這位曾學究不僅僅是“紙上談兵”，而且還要付諸實踐。不過他的實踐迂腐可笑，曾靜聽聞當時的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人，掌控西北軍事大權，於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嶽飛的後人肯定是反對異族的，就前去遊說嶽鍾琪，希望他能夠“反清複明”。
嶽鍾琪是清朝名將，也是繼年羹堯之後最受雍正信任的大將，據說他是嶽飛的第二十一世孫。但嶽飛已是四百多年前，早已時過境遷，此一時彼一時，嶽鍾琪將軍有何必要僅為了先祖的名義而起兵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