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詠史詩的界定
一、關於“詠史”的不同認定
詠史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重要題材之一。作為主要以表現曆史、吟詠曆史見長的一種詩歌類型，詠史詩經曆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研究詠史詩，首先需要對“詠史”進行概念上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對於“詠史”有著不同的認知，基本可以概括為以下三種：
（一）直接從歌詠的題材進行界定
以黃筠、郭丹、古遠清等先生為代表。“詠史詩，是以歌詠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為題材的詩歌作品”，“詠史詩，顧名思義，即以曆史題材為內容的詩歌”，“詠史詩，是直接采取史實進行構思的一種詩歌樣式”。
（二）從所用題材、抒發作者思想感情兩個方麵界定
以江燕華、房聚棉、梁祖蘋等先生為代表。“詠史詩是以曆史事件或曆史人物為吟詠對象，借之以述懷敘誌，寄托感情的一種詩歌體式。”“詠史詩，顧名思義，是作者以詩的形式來吟詠曆史事件、曆史人物、抒發個人感情的詩篇。”“詠史詩，是以歌詠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為題材的詩歌作品。其主要特點就是借史事的詠歎來抒發自己的懷抱。”
（三）從歌詠題材、抒發作者思想感情和表達議論見解等方麵進行界定
以陳文華、劉慧文、降大任、繆鉞等先生為代表。“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凡是以某一（或某幾個）曆史人物或者事件為題材，對之進行歌詠、評論，借以抒泄感情、發表見解的詩歌，皆可稱為詠史詩。”，“詠史詩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短小精悍的，專門吟詠曆史題材以抒情懷、言誌向、述見識、發議論的詩歌類型。”，“詠史詩是中國古代詩歌中作者直接歌詠曆史題材、以寄寓思想感情、表達議論見解的一個類別。”，“詠史詩，自古有之，詩人借詠史抒發自己的懷抱，以古人自況；或對前人往事進行評議褒貶，借以表示對今人今事的稱頌與諷刺，這也是一種廣義的比興手法。”
以上三種劃分，第一種隻是關注到了內容題材，偏於簡單。第二種界定比第一種更準確，關注到了內容和抒發情誌的一麵，但仍顯薄弱。第三種界定顯得比較準確，看到了詠史中“史”的特征，以及史論的一麵，但還不夠精確，因此還需要了解“詠史”與“覽古”“懷古”之間的差別。
二、詠史與懷古、覽古的區別
（一）詠史與懷古
《文鏡秘府論?文意》中這樣表述詠史與懷古的定義，詠史是“讀史見古人成敗，感而作之”，而懷古是“經古人成敗（之地），詠之”，也就是說，詠史詩是由記載的有關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引發的，而懷古詩是由曆史遺跡及相關的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引發的。這種劃分較好地突出了詠史和懷古的不同本質，為大多數人讚同。
懷古詩重在憑吊古跡和緬懷先人。與詠史詩相比較，此類詩歌的出發點，並不側重於對某人某事加以評論。宋人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三《懷古類》序中雲：“懷古者，見古跡，思古人，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可以為法而不之法，可以為戒而不之戒，則又以悲夫後之人也。”懷古的本意，即是以古之教訓為今之鑒戒。清代王士禎雲：“古詩之傳於後世者，大約有二：登臨之作，易為幽奇；懷古之作，易為悲壯，故高人達士往往於此抒其懷抱，而寄其無聊不平之思，此其所以工而傳也。”，所謂“寄其無聊不平之思”，正與詠史詩的“唱歎神理，聽聞者之生其哀樂”一樣，以感情的融注作為詩歌的根脈。清人朱庭珍也雲：“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議論於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論一派。”他在此處強調的“有我有人”，就是主張了詩歌的個性化特征。
懷古詩和詠史詩，既有聯係又有區別。作為懷古詩，它指的是詩人親臨古地，追懷往事以寄托感慨。懷古詩的詩題往往都標有地名，離不開對所接觸的景物和相關人事的描繪和詠歎，以及對於古今變化的感觸。這類詩往往麵對眼前的景象，用渾寫大意、虛實相間的表現形式進行涵括，抒寫人世變遷和盛衰更迭的感慨。清代沈德潛《說詩語》卷下雲：“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雲：‘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賅，真史筆也。”清王夫之《明詩評選》卷四皇甫《謁伍子胥廟》條指出：“吊古詩必如此乃有我位，乃當時現量情景。”今人王利器《文鏡秘府校注》“論文意”條，評盧諶《覽古》詩曰：“唐人覽古者，多有出地名者”，同樣講得簡單直接。
整體來看，詠史和懷古基本屬於異性而同質。他們都涉及曆史一類的內容，抒寫的都是曆史上的人、事、地所引起的情感體驗、藝術想象或哲理感悟，他們共同的觸媒都是曆史，從而引起主體似的情感體驗，懷古比詠史更多一些直觀的體驗，更具有空間感和畫麵感。但是具體去分析詠史和懷古，二者之間的聯係與差別有很多不同。詠史詩常表現為讀史有感，懷古詩常表現為觸景興詠，前者在表達方式上多用敘述、議論，後者則多為抒情、寫景，兼有議論；詠史往往是就具體的曆史事件或人物來寫，注重表達一種思想觀念或者道德評價，懷古詩則側重“描摹虛神”，通常集中於表達對於籠統“過去”的某種情感態度和哲理思考等。
（二）詠史與覽古
從古代詩歌的創作實踐看，以“覽古”為題者，其實與“詠史”、“詠懷”之作呈現出較為複雜的交叉現象。“覽古”作為一個單獨的詞最早見於《三國誌?吳書》之《吳主五子傳》：“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此處的“覽古”為觀覽古書之意。文學史中最早以“覽古”為題的詩作，最早見於《文選》中盧諶的《覽古》：“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謙公何為者？負荊謝厥。智勇蓋當世，弛張使我歎。”，此詩主要是讚歎藺相如奪回和氏璧的勇氣與智謀，它屬於“讀史見古人成敗，感而作之”的詠史詩，“覽古”即瀏覽古籍之意。也正是由於這首詩，確定了詠史詩中的覽古題材。清代袁枚雲：“詠史有三體，……一為隱括其事，而以詠歎出之，張景陽之詠二疏，盧子諒之詠藺生是也。”也是把盧諶的《覽古》作為詠史之作，另如唐代吳筠《覽古十四首》也是覽閱古書而興發感慨的詠史之作，詩人在作品中明確道出：“閑居覽前載，惻彼商與秦。”以上所舉數例都把“覽古”定為觀覽古籍之意，隨時代的變遷後代也有很多以“覽古”為題的作品，產生了別的含義。如朱存“南唐保大時，取吳大帝及六朝興亡成敗之際，作《覽古詩》二百章。”，《宋史?藝文誌》著錄為《金陵覽古詩》2卷，均為觀覽金陵六朝遺跡而作，屬於典型的懷古詩。北宋夏竦在其《吳中覽古》中寫道：“覽古長江上，明時起歎嗟。水流吳國苑，花入野人家。夜氣銷龍劍，秋星見客槎。淒涼館娃樹，西日映平沙。”，從詩題已知為懷古之作，聯係詩歌的上下文，可知其中提到的“覽古”就是遊覽古跡之意。綜上可知，覽古其意有時候指觀覽古籍，有時候指遊覽古跡。因此，以“覽古”為題的作品，從題目看往往不能確定其所寫為詠史還是懷古，必須通讀全詩，細細地品味其內容，才能確定其屬於詠史還是懷古。
（三）詠史與詠古
“詠史”與“詠古”也是古代詩歌中比較容易混淆的詩題。直接以詠古為題的最早詩作是劉禹錫作的《詠古二首有所寄》，前者詠漢武帝陳皇後之事，後者詠漢光武帝陰皇後事。此後詩人李涉有《詠古》一詩，蓋詠薑尚助武王伐紂，君臣際會之事。司空圖《洛陽詠古》：“石勒童年有戰機，洛陽長嘯倚門時。晉朝不是王夷甫，大智何由得預知。”吟詠晉朝王衍事。宋代詩人汪藻有《詠古四首》，詠卞和、馮諼等人。上述幾首都是典型的詠史詩。事實上，“詠古”一語在詩題中並不多見，卻在曆代詩評中常常出現。如清人馮班《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雲：“又李西涯作詩三卷，次第詠古，自謂樂府。……直是有韻史論，自可題曰史讚，或曰詠史詩，則可矣，不應曰樂府也。”，李東陽有《擬古樂府》之作，其《擬古樂府引》雲：“間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意，托諸韻語，各為篇什。”則知此實以樂府體詠史，馮氏稱之為詠古。沈德潛雲：“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引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雲亦雲。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或避雷同，此別行一路法也。”，沈德潛所舉王維之詩實際上是詠史詩，李東川詩實際是懷古之作，則沈氏之“詠古”實涵蓋二者也。袁枚《隨園詩話》卷一雲：“餘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此則以詠古指詠史。又其卷五：“詠古詩有寄托固妙，亦須讀者知其所寄托之意，而後覺其詩之佳。”，後則以盧雅雨的《題李廣廟》、自作《題邯鄲廟》等詩為例，均為懷古之作，則又以詠古為懷古。綜上可知，詠古一詞或指詠史，或指懷古，或包含二者，並無固定。而詠史和懷古二類詩作，雖有區別，但也很接近，因此詩論家多以詠古一語概括性地代稱或兼稱詠史、懷古類性質相近的詩作。
由上可以基本確定：詠史詩是指以曆史人物、事件、古跡等為題材或者感觸點，並對其進行吟詠、思索、借以抒發思想感情、表達議論見解、曆史感悟或者借助詠史來諷諫、教育的一種詩歌類型。
三、詠史詩的體式
詠史詩是中國古代詩體中較有特色的一種，關於詠史詩的體式，前人有過多種分類，多集中於“正體”和“變體”之分。根據對曆代詠史詩內容的排比甄別，按照詩人對於曆史的切入點和對於史料的運用，可以將詠史詩分為以下三類：
（一）傳體詠史詩
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表述：“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隱括本傳，不加藻飾。”，把詠史詩的“傳體”稱為“正體”，其中的“隱括本傳”，就是以史詩的形式為人物立傳。代表作有：班固的《詠史》，陶淵明的《詠荊軻》，盧諶的《覽古》，顏延之的《五君詠》，柳宗元的《詠史》《詠三良》《詠荊軻》等，其中盧諶《覽古》吟詠藺相如澠池之會完璧歸趙的史實，除了以詩的形式記載這一曆史過程，並稱頌藺相如的美德外，並無其他托意。顏延之的《五君詠》，分詠魏晉時期“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劉伶、阮鹹、向秀等五人。如詠阮籍：“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詞類托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言阮籍外表沉晦，而其《詠懷詩》多用比興寄托的手法隱晦表達心跡，他對世事的感憤和不滿，在途窮哭泣的場景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傳體”的詠史，最貼近於史實，鋪敘的形式也近似於史筆。
傳體詠史詩在藝術上最看重剪裁，尤其表現為組織曆史素材的能力。如李白《古風》之三“秦王掃六合”一首，就是雄視千古的“傳體”結構。該詩簡單概括了秦王一生的功過，詩中除了對秦王的求仙有所嘲諷外，並沒有做過多的議論。再如其《古風》之十“齊有倜儻生”一篇，是歌詠魯仲連卻秦救趙、功成不居的高尚行為；《古風》第53首“戰國何紛紛”一篇，感歎戰國時期的王室衰微，卿大夫爭權竊國的紛亂局麵。通過詩人的敘述，可以感到作者是在為曆史人物立傳，詩中所流露出來的感情傾向，隻能透過字裏行間去做深刻的解讀。
但是，傳體詠史詩也有不足，由於更多地局限於人物行跡的記述，缺乏詩人對事件本身進行引申和發揮的空間，導致了作者對史實的過度依賴，缺少一定的藝術內涵。但可以肯定的是，傳體詠史詩以最單純的形式為人物立傳，開啟了以詩體詠歎曆史人物的先河。
（二）比體詠史詩
比體詠史詩，側重於“言在此而意在彼”，詩人相對遊離於史料之外，史料成為寄托情誌的一種工具。朱自清《詩言誌辨》中說：詠史、遊仙、豔情、詠物，這四者的源頭都在《離騷》中，由此確定了詠史比體詩的寄托地位。清人王夫之《薑齋詩話》中雲：“《小雅?鶴鳴》之詩，全用比體，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創調也。要以俯仰物理而詠歎之，用見理隨物顯，唯人所感，皆可類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為隱語也。”，用隱語的形式來做比況，隻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達到“理之無定在”。這，就是比體的含義。
比體詠史詩源於西晉左思之《詠史》，至有唐一代，創作量不斷加大，水平逐步提升，最終取得了清人王夫之所讚賞的“攪碎古今，入其興會”的境界，代表作有李商隱的《隋宮》、杜牧的《河湟》以及李白的《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等。
比體詩寫作時，詩人必須對史料采取蜻蜓點水式的發揮，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不黏著，不拘泥。一如清人沈德潛在《說詩語》中所說：“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雲：‘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亂唐也……他若諷刺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托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之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也就是說，李白詠史詩已經“以意出之”，在詠史過程中，曆史隻是被作為一個表現情感的軀殼，比興寄托才是詩人最為真實的本質。錢鍾書《管錐編》中指出：“詩中所未曾言，別取事物，湊泊以合。所謂言在於此，意在於彼。”，詠史詩中所言為古事，所托為今事，就是比體詩的主要特征。
詩人在剪裁史料的時候，不是借助史料作直露的宣泄，而是對史實取其一點，做融情入景的描繪，最終生成篇終接混茫的藝術感受。例如李商隱的《隋宮》，詩中對若幹引用的故實，並不做細密的鋪敘刻畫，而是點到即止，使讀者自悟。這種處理史實的手法融史實、情境、意緒於一體，包容性更強、意蘊更豐富，達到了詠史詩的至高境界。
（三）論體詠史詩
宋人費袞在《梁溪漫誌?詩人詠史》中指出：“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為胥吏所欺，一兩語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讚，此非具眼者不能。”，其中提到“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是指通過寄寓議論來以古鑒今。議論體詠史詩重在表達曆史見解，發表曆史評論。詩中曆史人物、曆史事件隻是詩人表達見解與判斷的出發點，詩作由於省去了相關細節，而顯得凝練、簡潔和深刻。代表作品有：左思的《詠史八首》、曹植的《豫章行》、袁宏的《詠史二首》和李白的《蘇武》等。
清人張玉穀《古詩賞析》中評左思《詠史八首》說道：“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指出左思詠史創作中“事”與“意”關係的幾種手段，“事”即曆史事實，“意”即主體對史事的相關評價，包含評價和議論的詠史詩即為論體詠史詩，左思《詠史八首》其七在內容上就十分鮮明，詩中吟詠了四位曆史人物：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他們都具有非凡的才能而出身微賤，在成功之前都曾飽受貧窮的煎熬與權貴的鄙視，而這正是詩人當時自身在遭受的痛苦經驗，“英雄有，由來自古惜。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就是詩人通過對曆史人物的考察而得出的結論。詩人既詠史也是在詠懷，完全將史事納入到自我抒懷的目的之下，著重表達的是對自身現實處境的體認。
議論必須帶情韻而行，清人袁枚《隨園詩話》雲：“讀史詩無新義，便成《廿一史彈詞》，雖著議論，無雋永之味，又似史讚一派，俱非詩也。”，但如果詠史詩過多地“出己意，發議論”，也會落入清人吳喬在《圍爐詩話》中所指出的“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的窠臼。可見，論體詠史詩中，議論得恰到好處，是詩人必須把握的尺度，如果畫蛇添足，就會讓人生厭。
第二節 《詩經》《楚辭》中關於詠史的描述
詠史詩作為一種詩歌題材類型，同山水、田園、邊塞等詩一樣，有其萌芽、形成、成熟、繁盛的演變過程。最早出現詠史的作品可以上溯到先秦時的《詩經》《楚辭》，這些作品從今天來看，可以算作詠史詩的萌芽階段，它們雖不是真正的詠史詩，但卻對詠史詩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詩經》中關於詠史的描述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作於春秋時期，是周朝的史官彙集周代各地民歌而成的，史稱《詩》三百。《詩經》中已經出現了詠史的萌芽，這種萌芽是以敘事詩的方式出現的。
《詩經》中的詠史主要是對祖先事跡的吟詠，代表作有《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大明》《皇矣》等，還包括《常武》以及《小雅》及《頌》中一些敘述周史的篇什，如《出車》《六月》和《周頌》等。這些詩除了長度還不夠外，基本上符合通行的史詩的定義。M?H?亞伯拉姆斯《簡明外國文學詞典》指出：“在文學家的嚴格用法中，史詩或者英雄史詩指至少達到了下列標準的作品，它是一首描寫偉大、嚴肅的主題的長篇敘事詩，詩體崇高莊重，敘事重點放在係一個部落、民族或者一個種族的命運於一身的英雄或半神的人物身上。”，從這一定義來分析《詩經》中的這些史詩，在行數來說，都沒有能超過一百行的，每首單獨來看，敘事也都不夠完整，但把它們連綴起來，則隱約能看到作為曆史長詩的氣象，它們有共同的主題，即頌揚周部族的創業曆史，讚頌祖先的業績，這些作品開了後代史書“論讚”的端緒。《生民》一篇，敘述周始祖後稷出生的神異事跡以及他發明種植莊稼、在邰地定居建國的史事，這是周民族發祥的開始；《公劉》一篇，寫後稷的曾孫公劉率領族人自邰遷豳，建屋定居，這是周民族的創業過程；《綿》一篇，寫公劉第十四世孫古公父受戎狄威逼，率領本族人遷移至岐山周原一帶，定宅受田，作廟築室，是周民族立國的過程；《皇矣》篇，寫文王繼承太王、太伯和王季的基業，伐密伐崇，這是拓展疆域的過程；《大明》一篇，寫王季生文王，文王生武王，師尚父輔佐武王伐商，戰於牧野，這是周民族剪除異己的過程；至於《崧高》寫分封、《召》寫周室的式微等，正好構成一個完整的周朝從興起、到鼎盛、再到走向衰落的整個過程。除表現創業曆史的史詩外，還有部分作品涉及諷刺，如《大雅》中的《蕩》，該詩假托周文王以指斥殷紂，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寓諷周厲王之荒淫無道，開了托古諷今一類詠史詩的先聲。無論這些作品是讚頌式還是諷刺式，在使用筆調上，多為代言的方式。應該指出，《詩經》中的史詩，內容已涉及到曆史傳說、民族起源、部落遷徙、農業生產、社會活動、文治武功等諸多方麵，題材豐富，色彩斑斕，開了後代詠史詩的先河。
《詩經》中還出現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抒情詠古詩，如《王風?黍離》的作者為東周大夫，他路過西周故都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眼見昔日的宗廟宮室已成農田，到處是黍稷和野草，不禁感到悲傷難抑，發出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的歎喟，充溢著濃厚的愛國赤誠。《黍離》一詩，對唐代的詠史懷古詩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明人王鏊《震澤長語》雲：“《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惟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意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也。”說明詠史從《詩經》開始，已經具備了言近旨遠、委婉深情的表現風格。
二、《離騷》中關於“詠史”的描述
朱自清先生認為，詠史詩的“源頭都在王注《楚辭》裏”（《詩言誌辨》）。考察屈原的《離騷》《天問》等詩篇，可以發現這樣的詩句：“及前王之踵武”“謇吾法乎前”“依前聖以節中”“昔三後之純粹”等。事實上，屈原是在堅持一種理想的道德人格。他認為君王隻有做到懿德茂行，才能獲得天命的庇佑，這與周代“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思想是一脈相傳的（《左傳?信公五年》）。他認為臣子應該克製私欲，維護公義，努力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達到至義和至善的境界。正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所說：“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因此，屈原在詩中所褒揚的曆史人物，有堯、舜、禹、湯、文、武等聖君，也包括傅說、呂望、寧戚、百裏奚等賢臣，主要是讚賞先王舉賢授能的遠見卓識，讚美君臣之間的遇合之歡。而屈原所批判的昏君，有羿、澆、夏桀、商紂等。史學家司馬遷說他“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班固說他“上述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離騷讚序》），正是這個意思。屈原在《離騷》中關於聖君、昏君的描寫，無非是想通過曆史興亡的追溯，來表達希望楚王以史為鑒的垂鑒之意，達到隱刺顯諷的作用。
屈原在《天問》中還記載了夏殷時代不少的傳說史實，說明他是一個重視曆史，具有濃厚懷古意緒的詩人。他在《天問》中，“察古人之全”，從女媧造人開始，到堯、舜、禹、夏、商、周以及春秋五霸之事，全部都加以提問。種種提問，顯示了他強烈的反傳統精神：如說鯀是失敗之臣，他被定罪殺戮是無辜的；禹是成功之君，但他也並非一切都無可非議，這似乎是在隱指他與楚懷王之間的關係。總之，《天問》叩問宇宙、曆史與人生之謎，充滿著時代理性和智慧之光。《天問》中所宣泄的屈原個人憂鬱的情感，形成了“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漢?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的抒情特色，這一點，正好開啟了後代詠史詩中借史寫意、托史寄情的先河。明人王世貞《藝苑厄言》引庾信語評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而其“哀怨”的情調，就是唐代詠史詩的直接濫觴。
第三節 班固《詠史》風格的確立
與漢代詠史詩的發展
一、班固《詠史》的確立與影響
（一）《詠史》風格產生的時代背景
《詩經》《楚辭》時代出現部分有關詠史的內容後，真正出現第一首詠史詩還經曆了較長的時間。從文學發展的脈絡看，詩歌從四言走向五言，經曆了西漢、東漢的發展，西漢是五言詩的醞釀期，五言歌謠形式在這一時期日趨醞釀成熟。到了東漢，詩人們在充分吸收民間歌謠形式的基礎上，開始了五言詩的創作，而班固的《詠史》標誌著這一創作的開始，《詠史》不僅是詩歌發展史上的第一篇文人五言詩，更重要的是，以“詠史”為名，班固堪稱千古之第一人，也由此開始了詩歌創作中詠史的題材類型，可謂開風氣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