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詠史》的內涵表現
班固《詠史》在詠史詩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地位：既標誌詠史詩在完整意義上的最終形成，也標誌著詠史與山水、田園、邊塞等共同成為詩歌的一種類型，最早出現在古代詩歌史中。《詠史》是在一種自覺詠史意識的支配下產生的。而此前，詠史或具有詠史性質之作應當是在作家崇古懷古集體無意識的心態下，以不自覺的方式創作出來的，當時自覺的詠史詩體意識還沒有形成，還沒有把詠史當做一種詩歌類型。
班固《詠史》詠讚了漢文帝時孝女緹縈為贖免父親刑罰，請求賣身為奴的故事：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蒼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
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
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緹縈救父的故事見於《史記》卷105《扁鵲倉公列傳》、劉向《列女傳》。《扁鵲倉公列傳》載：“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指淳於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複生而刑者不可複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此詩即詠讚此事，表達了作者對緹縈救父的勇氣的讚賞，認為她的行為足以使那些庸碌的男子相形見絀。
班固《詠史》寓含深刻的現實感慨，據《後漢書》卷40下《班固傳》：“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種兢嚐行，固奴幹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係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可見班固的幾個兒子都不肖。他係獄中而死，實際上和其子不肖妄為、不遵法度有很大關係。班固在獄中借詠史而感慨其子頑劣，不能救己之難，也就成為可能，他寫作《詠史》可以表達自己的感慨，而采用詠史的方式更符合上述詩學主張，使慨歎避免過於直露。這樣分析看來，此詩應當源於其子不能救己而發，所以詩中有“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的感歎之詞。班固卒於永元四年（92），此詩可能創作於此前不久。
（三）班固《詠史》的文學史價值
《詠史》是現存漢代第一首完整意義上的文人五言詩，雖被鍾嶸評為“質木無文”，但卻具有開詠史先河的意義，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研究價值頗大。
1.在技巧運用上表現出的藝術水平
從用韻上講，全詩共8聯16句，皆為隔句用韻，用耕部韻一韻到底。從平仄對仗上講，按六朝以後的五律要求，二、四兩字平仄互異。除第一聯、第四聯與最後一句外，其餘11句基本上符合要求。押韻與平仄相間的意義，在於表現詩歌語言上的形式美，並以此來揭示語義間層次的明晰性，給人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韻律與平仄的使用，似說明詩人對詩歌的節奏韻律有了一定的把握，也可能包含了詩人追求形式美的自覺創作傾向。從內容層次的表達上看，全詩每兩句表達一層意思，層層相銜，簡潔而不顯拖遝，表現出清晰的語義概括和表述能力。如果沒有一定的五言詩的創作實踐，就不會有如此明晰的層次概括。《詠史》的藝術水平充分說明“到班固時代，文人五言詩發展成熟的程度”。
2.敘寫方式的史傳化
此詩以敘事為主，細致描述了緹縈救父的過程：先敘太倉令有罪，被押長安；次寫緹縈痛感父言，遂詣闕陳辭；再寫文帝生惻隱之心，下令廢除肉刑；後以感慨結之，讚揚緹縈勝過男兒。此詩以大量的篇幅鋪陳史事，過程詳備，細節畢現，“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囊括本傳，不加藻飾”。可以說是緹縈救父事跡的史傳敘述，體現出史傳化特點。詩最後兩句，才發為感慨，意含勸誡諷怨，收束全篇。若刪去結尾兩句，詩中所詠的史實仍舊相當完整，可以說能夠自成一詩。這種史傳特征使得此詩的主體性情感不夠突出，感情色彩偏於淡薄。而末二句的感歎則突兀而起，與前麵缺乏句意起承相比，具備了感人的力量。與創作稍前的樂府詠史《羽林郎》相比，他們共同確立了史傳體的詠史體式，對其後的詠史詩產生了較大影響。後世不少作家的詠史之作便采用了此種體式。
3.詩風平實無華
關於此詩的風格，鍾嶸認為它“質木無文”，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此詩除“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兩句較有文采外，其他詩句都比較質實樸素。這種風格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這和詠史自身的詩體特征有關。對此，蕭滌非先生說：“所謂‘技術拙劣’、‘質木無文’，乃詠史之體宜爾也。原為性質不同，並非由於時代之先後，不足引為原始作品之證。”其次，也和班固自己的文學觀念有關。班固繼承的是古文派《毛詩序》和《禮記?樂記》的傳統文學觀念，強調詩主教化，作詩須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他在《漢書?藝文誌》中批評司馬相如和揚雄之賦“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由此可知，班固在文風上是反對靡麗浮華，主張平實典正的。《詠史》的創作，也就是其文學觀念的實踐，必然導致其“質木無文”，平實無華的詩風。
4.《詠史》脫離音樂走向五言詩
早期文人五言詩，因為大都效法漢樂府，所以大多與音樂有關，所作詩作或以“歌”為名，或以樂府舊題為名。前者如戚夫人《戚夫人歌》、李延年《李夫人歌》，二者雖非完整意義上的五言詩，但也屬於早期文人五言詩的一般形態；後者如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等。這些詩歌一般是產生於民間音樂係統，與漢樂府民歌中的五言詩所賴以生成的音樂係統是一脈相承的。但《詠史》卻不是這樣。雖然《詠史》也在學習漢樂府的基礎上，采用了漢樂府民歌中的五言新體形式。但它既非樂府詩，也非歌詩；既不是簡單地效法漢樂府民歌的模擬之作，也不是民間音樂係統或上層雅樂係統的產物，而是班固獨立思索所創作的五言詩。同樣是文人之作，如把它與《羽林郎》、《董嬌嬈》相比，可以看出，後二詩如果“混入”樂府民歌中，人們會一時難以區別是否出於文人之手，而它則絕不會被混淆。其原因除了詠史這一詩歌題材類型的特殊性外，更和班固有意識地拉開與漢樂府的距離，切斷詩與音樂的關係，使五言詩自身品格獨立呈現的原因有關。這點再次證明了文人五言詩在此時已獨立成熟起來。再聯係東漢末期出現的五言詩已從形式上脫離與音樂的關係這一文學現象看，可知詩樂分離的趨勢是必然的，班固《詠史》已肇其端。
二、漢代其他人的詠史創作
兩漢時期是詠史詩的形成期，《詠史》的出現標誌著完整意義詠史詩的正式形成。從文學發展的脈絡看，漢代是樂府詩歌不斷發展的階段，界定詠史詩既要考慮樂府詩，也應該關注非樂府詩，按照這個標準統計，除去班固的《詠史》，漢代詠史詩共有26首，這充分說明漢代詠史詩的創作還是比較豐富的。
（一）兩漢樂府詠史詩的創作
樂府詠史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使用樂府體裁，同時還要具有音樂性，入樂可歌，符合這種特點的作品有：樂府古辭《折楊柳行》、齊地民歌《梁甫吟》、代言體詩歌《思親操》、辛延年的《羽林郎》兩首等。由於年代久遠，分析這些作品入樂方麵的特點還比較複雜，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作品也是具有抒情言誌和娛樂的兩種目的，而且它們的音樂的性質也被後來的樂府詠史詩所借鑒，如曹植《怨歌行》、《精微篇》等，入樂是為了更好的言誌抒情，與後來南朝的作品僅僅是為了娛樂是不同的。
漢代的樂府詠史詩最早表現了以史為鑒、諷刺時政、抒情言誌的功能，《折楊柳行》為古辭，通過列舉“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為馬，胡亥以喪軀”等史實，說明人君昏庸所產生的惡劣後果，其目的是諷刺現實，對東漢的黑暗政治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集子操》表達了作者愛國憤時的憂思；《將歸操》寫孔子聞聽竇鳴犢、舜華死後，臨河而歎，反映了詩人對漢末世道衰微的慨歎；《履霜操》寫尹伯奇受繼母誣陷而被父流放的事，可能蘊涵著作者蒙冤負屈的痛苦心情。另外《梁甫吟》寫晏嬰“二桃殺三士”之事，透露出對三士遇害的同情和對晏子謀殺三士的譏諷。由此可見，漢代樂府詠史詩的功能還是較全麵的，這種較全麵的功能實際上是漢代樂府的詩歌功能在詠史領域內的體現。
（二）兩漢非樂府詠史詩的創作
與漢代的樂府詠史詩相比，非樂府詠史詩的數量有所減少，到了曹魏時期，狀況有所改善，約有18首，包括王粲的《詠史》、《荊軻為燕使》，阮的《詠史二首》，曹植的《三良詩》等。這一時期詠史詩創作較少的情況是有原因的，一方麵兩漢時期“賦”體大為盛行，文人們寫了大量的賦來表達內心的情緒意誌，一定程度上抑製了五言詩歌的發展，同時在不少的賦體創作中，已經涉及到相關詠史的內容，如賈誼《吊屈原賦》、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以及班彪《北征賦》等，這些創作實踐使得非樂府詠史詩創作的數量有所減少。另一方麵在於兩漢時期，詩歌在流傳過程中有不少佚失情況，《後漢書》等史料證明，漢代一些有代表性文人的許多優秀創作都有流失情況，大部分都沒有能流傳下來，這種佚失也必然包括詠史詩的減少。
這一時期需注意東方朔的《嗟伯夷》，《嗟伯夷》是詠史詩發展史上的第一篇騷體詩，雖然殘缺不全，但對於豐富詠史詩的詩體是有貢獻的，其中提到“穹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誌兮，不若從孤竹於首陽。”，可知是詠歎商朝孤竹君之長子伯夷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而餓死的史事，作者通過歎伯夷之高潔，實有歎世和自歎的意味。在該詩的影響之下，唐代有李頎《登首陽山謁夷齊廟》、吳融《首陽山》、周曇《夷齊》等詩作，到了清代，顧炎武則在《謁夷齊廟》中，借夷齊的事跡，表達了自己不媚俗於清朝的高風亮節。
班固之後，應季先有《美嚴王思》詩，詠讚西漢嚴王思。《華陽國誌》載：“巴郡嚴王思為揚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轆，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義崇送者，資錢百萬，欲以瞻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崇不忍持還，乃送以為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之。”其詩雲：“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皚佛，作民二親。沒世遺愛，式鏡後人。”用兩漢盛行的四言體詠讚嚴氏，徒作論述，缺乏形象性、情感性，文學價值不高。這首詩值得注意的地方主要在於：在目前所能見到的詠史詩中，它是最早采用史讚體詠史體式的。
（三）漢代詠史詩創作的地位與影響
漢代最突出的就是班固《詠史》確立的詠史詩的真正形成。同時，從上麵分析可知，兩漢時期的樂府詠史詩比非樂府詠史詩的數量更多一些，這些詩歌的音樂性較強，入樂的性質具有言誌抒情和娛樂的特點，在內容上具有以史為鑒、諷時刺世、抒情言誌等詠史功能，兩漢樂府詠史詩還最早采用或確立了史傳、代言、論述的詠史體式，在藝術上也有可取之處，這些都對後代詠史詩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還需注意的是，漢人對詠史詩發展的貢獻，是對於《史記》《漢書》等曆史著作的編纂，為後來詠史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而有力的史料支援。其中所記載的許多曆史人物及其事跡，一直是後世詩人所熱衷吟詠的對象。
第四節 詠史詩在兩晉六朝時的成熟
在借鑒前代創作經驗的基礎上，詠史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入了成熟期。這一階段詠史作家較多，詠史詩的數量較之前有大幅增長，更重要的是出現了左思、陶淵明等詠史代表作家，把詠史詩的發展推入成熟階段。魏晉南北朝在正規的史學的建樹上不能頡頏漢代，但在詠史詩的創作上，卻是一個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現實與“文學自覺”的時代氣息，使得魏晉詩人對於國家、社會與自我命運都有了新的體認，他們的曆史意識也空前強化。因此，他們用了大量的筆觸和精力對現狀和曆史進行吟詠，伴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的詩人在詠史上更加注重自我情懷的抒發，詠史成為他們普遍采用的創作題目和創作樣式。主要作者包括曹氏父子、王粲、阮籍、左思、陶淵明、石崇等，南北朝時期承魏晉餘緒，參與詠史的作者更多，成就較高的詩人有鮑照、顏延之、庾信、江淹、謝靈運等。
一、曹魏時期的詠史詩
（一）建安時代的詠史創作
建安時期主要指公元196至220年，這一時期，在文學發展上呈現“五言騰湧”“俊才雲蒸”之勢，然而，“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情勢使東漢末年處於最為動蕩的階段。時代的巨變促使詠史詩創作在不自覺間悄然發生變化。戰亂頻仍，儒家傳統觀念受到強烈衝擊，舊的倫理體係開始崩潰，文人的信仰大廈開始傾倒，因而重新思考人生價值，成為這一時期詠史詩的主要內容。曹操、曹丕等人在作品中即有表露。曹操《善哉行》3首其一，以7個樂章分詠曆史人物，讚揚奠定基業的成功者，尊奉漢室的謙讓之風和以重賢用能為己任、努力平亂安邦的大誌，寄托自己的情懷。曹丕有《煌煌京洛行》一首，詠歎的人物是隨感式的，更多地表現出一種人生哲學。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曹植的《三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長歎。
長夜何冥冥，一往不複還。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三良”事跡，見於文公六年，指的是春秋時期秦國三位優秀人才：奄息、仲行和虎，在秦國“人殉”的風俗中，與其他174人一起，成為秦穆公的隨葬品。詩人借三良殉葬一事，嚴肅地提出了關心人的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的問題，借史事以表達對於君主的效忠，流露出急切用世之心與殘酷現實之間的矛盾。詩歌從《詩經?黃鳥》“彼蒼天者，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的悲切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鳴，抒發一種“生共此樂，死共此哀”的思想。
曹植對這一曆史題材進行推動後，王粲和阮又承接了曹植詩歌之餘緒，於是，詠“三良”在當時成為一個最熱門的題材。此後，陶淵明、李德裕、柳宗元、蘇軾、王士貞等人，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對於這一曆史事件的理解，顯示了這一題材長久的生命力和曆史價值。
（二）正始（司馬氏）時代詠史詩的創作
正始時代一般是指從公元240年到公元265年。由於司馬氏的黑暗統治，詩人們感受最突出的就是生命的短暫無常和潛在危險，因此他們在詩歌中引入史事，“感往悼來”“懷古傷今”，自覺表達一種人世無常、生命輪回、繁華散去的情緒。阮籍的詠懷詩是這一時期的優秀作品。
阮籍的詩歌，是借史寄悶的一個典型。其《詠懷詩》三十一“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一首，由路過魏國都城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引起對戰國時秦國將領白起攻打魏國、斬首15萬、魏國不得不割地求和這一段曆史的回憶。詩人在回憶中蘊含著深深的寄托，誠如陳沆《詩比興箋》中雲：“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賢講武，不亡於敵國，則亡於權奸，豈非百世殷鑒哉！”《詠懷詩》其二“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婉孌有芬芳”一首，元人劉履在《選詩補注》中評為“嗣宗婉其詞以諷刺”司馬“專權僭竊，欲行篡逆”，《詠懷詩》其六“昔聞東陵瓜”一首，詠歎東陵侯邵平於秦國亡後甘為布衣，種瓜自得其樂的史事，寄托自身於魏晉易代之際對仕途的憂慮與對平民生活的羨慕。其十一“湛湛長江水”一首，引入楚襄王時莊辛所講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故事，本意也在感歎人生之無常。簡言之，阮籍詠懷詩雖然側重抒寫個人的幽曲之情，但外表仍是“史”，內裏卻體現了“以史托情”的創作意向。王鍾陵先生指出：阮籍的詠懷詩“蘊育著深厚內涵的苦悶，散發著一股熾熱的感情力量，正是這股熾熱的感情力量，使得《詠懷詩》往往在迷離恍惚之中展示出一種高渾的意味，給人一種帶有悲劇意味的崇高感。”，確為真論。但從詠史詩的嚴格意義來說，還是更多地屬於用典或是片段采用史事，通過事典來寄托情愫這一類。
二、西晉時期左思詠史詩的創作
（一）左思《詠史八首》的思想內容
左思是西晉時期的詠史大家，南朝時期梁代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雲“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詩評》雲：“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衝高出一時。”清代沈德潛《說詩語》中說他“己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如果說，屈騷就是以古比今的詠史詩的‘昆侖墟’，而左思的《詠史》則是它湧出地麵的‘積石山’。上述評論，都是非常中肯的。左思的《詠史》，是以組詩的形式，有規劃、有係統地歌詠一批曆史人物，篇章結構呼應，相互聯係緊密；他圍繞曆史人物的貴賤、窮通、仕隱、禍福，通過記述他們的人生遇合，來抒寫自己的懷抱和感慨，此即所謂“良圖莫騁，職由困於資地，托前代自以鳴所不平”的“自濾胸臆”一法。
左思“家世儒學”（《晉書?左思傳》），受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影響較深。再加上有才學，其功名意識與思想應當說是較強烈的，其《詠史八首》鮮明地表現了這一點。《詠史八首》是左思借詠史來自抒懷抱的一組組詩。從內容上看，其一寫功業思想，向統治者表明心跡，“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其二以憤激之情寫“地勢”即門第對人的功業抱負的限製，“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重點抨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門閥製度，其中“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幾句，以兩種物象進行對比：澗底鬆和山上苗，一個比喻有才的庶族，一個比喻無才的士族。暗含之意指自己要成就“夢想騁良圖”的功業，必受“地勢”限製，比喻出色，主題深刻。其四寫王侯貴族的豪華生活與揚雄的窮居著書，其暗喻之意似指通過深察，統治者不可能重用自己，自己的品性、門第等決定了無法實現胸懷抱負，入洛之後隻能像揚雄那樣，寂寞著文，但是畢竟文已名世“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其五基於其四之意，寫與統治者分道揚鑣，隱居高蹈“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徹底與浮華腐朽的統治階層斷絕關係。其六承其五之意，借對荊軻的歌頌，表達對豪門貴族的蔑視。其更為深層的心理根源則是對歸隱之後貧賤處境下人生價值的認可與肯定，因此有“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之語。其七通過主父偃、朱買臣等四人“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的述寫，感歎曆代賢才常遭困頓，說明“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是普遍的社會曆史現象。其八則先寫窮巷之士的貧賤生活：“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鬥儲。”，然後通過蘇秦、李斯等人追求榮華而喪生，即“俯仰生榮華，咄嗟複凋枯”，反證歸隱安貧的人生抉擇的正確性，可以說是作者歸隱後心境的自我流露。由上可知，組詩內各首之間的內容具有明顯的相承性、邏輯性，基本上是以其生命曆程為線索，較全麵地反映了詩人的思想認識和情感變化，可以說是對其命運曆程、情誌思想的總結。因此，從思想內容看，《詠史》詩應為作者晚年退居時回首一生、因而情感憤發，感慨良多而深刻反省、總結人生的作品。
（二）左思《詠史八首》的文學史意義
1.“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的名詠史而實詠懷的風格特征
左思實現了詠史標題下詠史與詠懷的良好結合，把“名詠史而實詠懷”的變體詠史詩推向了高峰。打破了前代詠史詩對於古人古事吟詠與詩人情誌在詩歌表層疏離的局麵，從而把“曆史”與“情誌”在詩歌的文本層麵巧妙結合，使詠史詩擺脫了發展過程中的不成熟，從而能更好地吟詠性情、抒情言誌。這不能不說是詠史詩成熟的一大標誌，不能不說是左思的一大貢獻。於此，清人沈德潛雲：“太衝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此千秋絕唱也。”
2.開創性的詠史組詩形式
所謂詠史組詩，是指在同一詠史詩題下，以三首或以上的係列形式對曆史人物、曆史古跡進行歌詠、興歎、議論的詠史詩體類型。左思開創性地以組詩方式進行詠史創作，在“詠史”詩題之下，連續創作了《詠史》八首，以門閥製度壓抑下的情懷表達為核心，神脈貫通，慷慨有力，風格統一，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標誌著詠史組詩創作的成熟，並對後世特別是唐代詠史組詩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東晉陶淵明《詠貧士》7首、南朝宋顏延之《五君詠》5首、唐代杜甫《詠懷古跡》5首、劉禹錫《金陵五題》、周曇《詠史》8卷等，應當說都是對左思詠史組詩形式良好的繼承和發展。
3.古與今、史與“我”錯綜交叉的詠史模式
左思的《詠史八首》中，曆史與現實時空交錯配置，古與今、“我”與史相互跳躍轉換。“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其一），“吾希段幹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其二），為古與今、“我”與史之間的融合，“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其二），則又完全跳入古事。而“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裏流”（其五），則由今至古融合，再跳出古而入今。這種古而今、今而古、古今交融，“我”與史交錯的方式，導致了曆史與現實時空的變換、錯綜複雜。而這種變換和錯綜必然會造成讀者在欣賞閱讀時，心理時空隨著詩人的敘寫而變化，時而回想曆史，時而直麵詩人，生成一種時空錯綜之美。
三、魏晉時期其他人的詠史創作
（一）陶淵明的詠史創作
陶淵明是東晉時期著名的田園詩人，同時，他在詠史詩的創作方麵也成就突出，內容涉及比較豐富，主要有《詠荊軻》《詠二疏》《詠三良》《詠貧士》《讀史述九章》；又其《飲酒》和《擬古》雖為飲酒或擬古詠懷之作，然《飲酒》其二、十一、十二、十八，《擬古》其二、其五均借史抒懷，具有強烈的詠史性質，也可劃歸為詠史詩。這樣共計25首，數量雖不及其田園詩，但在詩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應當予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