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陶淵明詠史詩的主要內容
（1）抒寫易代之際的忠憤情懷
陶淵明自小“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儒家思想觀念在他的心靈深處曾產生很大影響。其《感士不遇賦》雲：“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間。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這幾句話直接反映了儒家忠孝信義思想對他的影響。這種影響使他對造成混亂時局、篡位亂國的逆臣很是憤恨，而他對晉室的“忠”在更大意義上是對國運盛衰的關注。
麵對晉宋易代之際現實政治的風雲變幻、賊臣篡弑、群小亂舞，詩人雖然心懷激憤，卻也無可奈何，欲語無偶，欲吐還休，隻能借史詠歎，隱晦地表情達思。如《詠荊軻》《詠三良》《擬古》其二等。其中最能代表其“金剛怒目”式的作品當推《詠荊軻》，《詠荊軻》先以敘事的手法敘易水之別和荊軻入秦的過程，後以簡單有力的議論、抒情，頌揚其不畏強暴的俠義行為，流露出對他的仰慕之情。作者寫荊軻刺秦王的本事，實際上表達了對劉裕篡奪晉政權的不滿，希望有荊軻這樣的俠客來為晉報仇。詩人對荊軻的這種感情，是和他目睹朝代變化而對政治不滿有密切的聯係。
清人沈德潛說“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托，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清人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中指出“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陶淵明的《詠荊軻》啟發了南朝宋皇帝劉駿的創作，其《詠史》表達了對荊軻除暴政、聶政刺奸邪的讚美。陶淵明的其他作品也多蘊含現實之思，《擬古》其二詠讚了漢末節義之士因疇事，借以寄慨時局。《詠三良》有感於劉裕賜死零琳王一事，讚詠三良的忠情“獲露”為君赴死，反映了作者對封建時代君臣恩忠和諧關係的讚美。
（2）表達自我歸隱、安貧樂道的精神理念
在政治紛爭的漩渦中，陶淵明終於認清了自我與混亂腐朽的時事政局、認清了政治理想的無法實現，最終選擇了走向歸隱，重回自我。部分詠史詩便反映了其矢誌歸隱的深沉思索和心靈獨白，像《詠二疏》《飲酒》其十二等。《詠二疏》謳歌二疏功成身退、有金不私的賢達事跡，“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陶淵明此詩恰借二疏功成隱居而暗寓自身。《飲酒》雖然以“飲酒”為題，然“據序亦是雜詩，直書胸臆，直書即事，借飲酒為題耳，非詠飲酒也”。在這內蘊深厚的組詩中，其十二（“長公曾一仕”）便反映了他的歸隱思想，“此又借古人仕而歸者（指張摯、楊倫），以解其辭彭澤而歸隱之本懷”。二疏、張、楊四人的仕隱軌跡同詩人非常相似，陶淵明對四人棄仕歸隱的詠讚，實是為自己的歸隱之路尋求一種曆史性示範，以證明歸隱的價值意義，獲得一種精神力量和支持。
陶淵明詠史詩涉及一個重大的古代文學主題：固窮安貧。“固窮”出自《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意謂窮而不移其誌，不因窮而放棄“道”的原則。“安貧”沒有完整的出處，但《論語》中有不少類似的思想，《學而》雲：“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述而》中有“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陶淵明在其詠史詩中開創了固窮安貧的主題，並以組詩的形式表現出來。《詠貧士》7首、《擬古》其五、《飲酒》其二都反映了這一主題。《詠貧士》在結構體式上明顯承襲左思《詠史》8首的結構。首章總冒，次章自詠，下五章分別吟詠古代賢士。在其一中，作者以孤雲、孤鳥自比，抒寫知音不存、心靈寂寞無依的慨歎。其二極寫“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的貧困狀態，結以“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由窮困而思古人，開啟以下各章。其三至其七，皆詠古代賢達之士：榮啟期、原憲、黔婁、袁安、阮公等。這些貧士都有安貧樂道、固窮守誌的高貴品質：“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幹”。生活的極度貧困使作者陷入寂寞孤獨的生命境界中，但詩人並不甘心陷於悲孤感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縱深的曆史，引古代貧士為同調，以慰藉其淒楚的心靈。
這些看似淒涼而內在有著鐵骨淩霜般道德精神的悲壯藝術形象，實質代表了陶淵明對固窮安貧精神的讚同與欣賞。可以說，陶淵明以其獨創之筆，創造性地把固窮安貧主題通過《詠貧士》《擬古》其五、《飲酒》其二等詠史詩反映出來，這在古代詠史詩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是陶淵明對詠史詩的貢獻。
2.陶淵明詠史詩的藝術成就
陶淵明秉承左思“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的詠史傳統，創作了內蘊深刻豐厚的作品。數量超過前代的任何作家，一舉打破了詠史創作的消沉局麵，和左思一起把兩晉時期的詠史詩推向成熟。在藝術上，也有很多創新之處。
（1）詠史模式與方式
左思的《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而是隨著強烈憤激的情感隨意來安排史事，以表達其在門閥製度壓抑狀態下的情思波瀾。陶淵明的詠史詩則一反左思的此種模式，從總體上呈現出“專詠一人，專詠一事”的特征。在陶淵明的25首詠史詩中，“專詠一人，專詠一事”的作品有20首，其餘5首雖吟詠兩個或多個曆史人物，但基本模式是分詠式。如《詠貧士》其五雖寫袁安、阮公二人，但采用分詠式，也具有“專詠一人，專詠一事”的形式特征。這種詠史模式，使他能夠集中筆墨充分展示古賢形象，深入挖掘、揭示曆史人物身上所蘊涵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人格，並借以示誌，表達情思。
左思《詠史八首》有的“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有的“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也有的“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陶淵明繼承了左思的這些詠史方式。《詠二疏》中，詩人首先肯定“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的觀點，然後便以二疏“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的史實來證明。其次是“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代表作為《詠荊軻》。此詩首先詳細敘寫了荊軻刺秦王事，最後以簡潔的抒情性史論作結：“其人雖已，千載有餘情”。最後來看一下“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如《詠貧士》其三，為詠榮啟期、原憲之作，詩人隻敘“史”，而不直接作評，但在深層意義上卻暗寓了詩人“貞誌不休，安道苦節”的道德精神追求。這三種詠史方式的綜合運用，使得陶淵明詠史詩呈現出章法豐富多變的特點。
（2）美學價值
黑格爾說：“美本身應該理解為理念，而且應該理解為一種確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陶淵明詠史詩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強烈的精神理念特色。左思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情感特色，而陶淵明除抒寫“忠憤”之思的作品有較強的情緒特色外，大多數詠史詩如《詠貧士》、《飲酒》其二、《擬古》其五等所盡力展示的是一種隱居不仕、固窮守誌的道德精神理念，以及這種理念所產生的力量，如《詠貧士》，在其一中，首先讓人感到的是“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的悲孤的生命情感。而在其二中，作者悲孤的生命情感已經找到釋放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以下五篇則抒寫固窮守誌的理念對悲孤生命情感的消解：“朝與仁義生，夕死複何求”、“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誰雲固窮難？遞哉此前修”。
（3）詠史風格和語言體式
縱觀陶淵明的詠史作品，除《詠荊軻》具有“金剛怒目”的氣勢淩厲、沉雄豪壯的風格外，其他詠史詩則基本上質樸古淡，和其田園詩保持著相近的風格。如其《讀史述九章》，措語省淨，贅辭少有，質樸衝和，絕無“金剛怒目”之氣。陶氏質樸古淡的詠史風格，是繼左思雄豪悲壯風格之後的又一開創，在詠史詩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陶淵明的詠史詩，在語言體式上也有貢獻。他的詠史既有五言體，也有四言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詠史四言體。在漢魏六朝時期，由於五言體“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在表情達意、音節構成等方麵遠勝於其他詩體，適應了當時的詩學要求，所以，造成了五言詠史詩在漢魏六朝時期的主導地位，同時也導致了四言詠史創作的低迷。漢魏六朝時的四言體詠史詩，共計18首，其中陶淵明就有9首，占到創作的一半。由此可見，他對於豐富詠史語言體式的貢獻。他的《讀史述九章》就是這一時期四言詩中非常優秀的作品。此組詩的主題內容較為複雜，分詠夷齊、賓子、管鮑、程杵、孔子72弟子等人，如《夷齊》《箕子》：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
天人革命，絕景窮居。
采薇高歌，慨想黃虞。
貞風淩俗，爰感懦夫。
——《夷齊》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
矧伊代謝，觸物皆非！
哀哀箕子，雲胡能夷？
狡童之歌，淒矣其悲。
——《箕子》
這兩首詩充分展現了夷齊、箕子在朝代更迭之際的心態、神情，帶有明顯的恥事二姓的傾向。這實際上是作者在晉宋易代之際思想感情的反映。總之，《讀史述九章》作為四言有韻詩，既寫出了曆史人物的神情風貌、道德忠義等人格精神特征，也寫出了自己的心態與感慨。對此，清人吳菘《論陶》中雲：“《讀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間，出處用舍之道，無限低回感激，悉以自況，非漫然詠史者。”這樣看來，此組詩內蘊豐富，典雅古質，可謂“文約意廣”，說它是四言體詠史詩中的優秀作品，並不為過。況且，陶淵明以後，四言詠史詩相當少，由此，《讀史述九章》的價值也就顯得更加突出。
（二）兩晉時期其餘詠史詩人的創作與貢獻
除左思、陶淵明兩位詠史大家外，這一時期還有不少的詠史作家，如傅玄、石崇、陸機等。他們的成就雖不能和左思、陶淵明相比，但也不可忽視，他們的貢獻主要表現為：
1.女性題材在詠史詩中的確立
女性題材早在班固《詠史》中就有流露，但在西晉，這一題材才得到充分確立。相關作品有：傅玄《秋胡行》兩首、《秦女休行》，成公綏《中宮詩》二首，石崇《楚妃歎》《王明君辭》，陸機《班婕妤怨》等。《秦女休行》即歌詠龐母趙娥為父複仇、手刃仇敵事，讚頌了她的義烈精神，《秦女休行》本詠漢代“女休”為父報仇事，曹魏時期左延年《秦女休行》即以此事為題材。而傅玄用來寫趙娥事，當為舊題寫新事。此詩采用了自由性較強的雜言體，四、五、六、七言交錯，詳述了趙娥為父報仇的過程。運用了心理描寫、渲染烘托等藝術手法。如“縣令解印緩”、“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四句，就采用了渲染烘托的藝術手法，從側麵描寫趙娥的孝義精神，起到了烘雲托月的作用，形象地塑造出一位孝義英勇的婦女形象。體製較大，風格遒壯豪逸，可以說是“語語生色，敘讚兩工，式得其體”，誠所謂“激揚壯發悲且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石崇有《楚妃歎》《王明君辭》兩首詠史詩。前者詠楚莊王樊姬的故事。《王明君辭》取王昭君遠嫁異域之事，寫其“道路之思”，改造新曲，頗多哀怨之聲，情調濃鬱，別開生麵。明代王世貞雲：“石衛尉縱橫一代，領袖諸豪，豈獨以財雄之，政才氣勝耳。《思歸引》、《明君辭》情質未離，不在潘、陸下，劉司空亦其儔也。”清人毛先舒雲：“《王明君詞》，亦奇警高蒼，不減魏人之製，洵稱才子矣。”，上述詠史詩均以女性為題材，使曆史女性進入到詠史詩的範疇中，具有開拓題材的貢獻。
2.借曆史表達人事蒼茫之感的內容的開拓
詠史詩的突出特點是，可以借助於曆史的興亡遷逝，更深刻地表達對曆史、人生世事的哲理體認。前代還沒有出現對這一主題進行展現的詠史詩。開拓這一題材的當推張載的《七哀》。《七哀》有感於漢朝皇帝諸陵的荒廢頹敗而發。首六句“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雲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突喝而起，承以語問，先將諸陵點清”，交代了洛陽北芒山的漢代諸帝陵，以令人感慨之詞描繪了今日漢陵的一片荒涼景象。其後六句雲：“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便房啟幽戶。珠押離玉體，珍寶見剽虜。”正麵敘述漢陵被毀盜的令人慘痛的情景，所述皆為史實。“園寢化為墟，周塘無遺堵。蒙蘢荊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複掃。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這八句描繪出今日陵廟的荒蕪淒涼。守護帝陵的陵廟已成廢墟，四周墉牆不在，荊棘遍野，雜草叢生，已然變成了狐兔營窟覓食之所和樵童牧豎的遊樂之地。帝陵的荒蕪與頹廢，不能不讓人產生強烈的曆史感傷與人生慨歎。後四句“昔為萬乘君，今為丘中土。感彼雍門言，淒愴哀今古。”道出了詩旨。漢代諸帝在世之日，身為萬乘之君，威加四海，富貴無比。而一旦長辭人世，化為灰土，幾經滄海桑田，便會灰飛煙滅。其留存世間的隻剩下無法言說的破敗。那麼，人生的意義何在？這不能不讓人對整個人生進行深深的哲理反思。詩人身處太康末年，此時西晉政權已是危機四伏，內亂將起。他對曆史無情的傷感與人生的反思，無疑與當時的時代環境息息相關。
《七哀》造語渾厚悲涼，境界蒼古厚重，藝術成就不在左思之下，在張載這裏，借助曆史來表達蒼茫悲慨之氣的主題在詠史中得到了首次表現，這種寫法對唐代詠史詩創作產生了較大影響。高適《古大梁行》、韓愈《題楚昭王廟》等詩的創作都受到此詩之影響。
四、南北朝時期的詠史詩
南北朝時期，政治上南北分治，南朝宋齊梁陳幾個朝代國運短暫，北朝時期相對長些，在文學風格方麵也呈現出北方渾闊、南方纖巧的特點。這一時期詠史詩的創作相對沉寂一些，但仍有為數不少的詩人進行詠史詩的創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以鮑照、顏延之、江淹、庾信、吳均等為代表。
（一）鮑照的詠史詩創作
南北朝時期的劉宋時代，出現了“才秀人微”的詩人鮑照。鮑照生活的劉宋王朝，是一個代晉而起的新王朝，其開創者是出身寒微而以武功起家登上帝位的劉裕，但當時劉宋政權的基礎，仍是世家大族。正如《南史》卷23《王惠傳附球傳》中所雲“士庶區別，國之章也”。劉裕在官吏上很看重門第，這對於“北州衰淪，身地孤賤”的詩人鮑照來說，無疑被堵住了晉身之階。仕途的無望，使鮑照無奈地發出了“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的浩然長歎！在殘酷的現實麵前，鮑照的許多詩作寫得委曲含蘊，如劉履《鮑參軍集注》卷五所說“本指時事，而托之以詠史”，“多為不得誌之辭，憫夫寒士下僚之不達，而惡夫逐物奔利者之苟賤無恥”。代表作品有《詠史?五都矜財雄》《蜀四賢詠》《擬古?十五諷詩書》等。所謂“五都”，指洛陽、邯鄲、臨淄、宛城、成都等城市，這些地方的人喜好追逐名利，生活奢華，有錢的人殺人卻不伏法。相比之下，真正的才學之士卻過著貧寒寂寞的生活，如西漢隱士嚴君平終生拮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鮑照在這裏既是詠歎君平，也是歎惜自己。與左思相較，鮑照的詠史詩似乎缺乏左思那種對於現實高度的激憤和輕蔑；與阮籍相較，他也缺少阮籍詩裏那種深廣的內在憂憤。他所體現的是在社會裏的壓抑和艱辛，是一種希企與悲屈相融為一體的孤獨感。
例如他的《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
仕子華纓，遊客竦輕轡。
明星晨未，軒蓋已雲至。
賓禦紛颯遝，鞍馬光照地。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這首詩名為詠史，實際上是反映現實。它寫都市中聚滿了靠明經而出仕、懷巨金而來遊的仕子遊客，揭露了他們的矜財逐利、奢靡豪華，又讚揚了安貧樂道的嚴君平，從而表達了詩人對於達官貴人的憎惡和自己高潔耿介的性格。詩的前麵極力鋪敘渲染京城的豪侈，隻有最後兩句才寫到嚴君平的寂寞，使兩種處境形成了鮮明對比。這首詩上承左思，下啟陳子昂、李白，在文學史上很值得重視。
（二）顏延之的詠史詩創作
顏延之是南朝劉宋時期優秀的詠史詩人，其詠史詩共有6首：《五君詠》5首、《秋胡行》1首。顏延之在當時詩壇的地位相當高，“其詩文尤為當時所重者，則為顏延之、謝靈運。”由此可見，他在當時文壇中的領袖地位。
1.刻畫人物的風神
顏延之出身貧苦，於書無所不觀，愛酒放蕩，不拘小節，他認可“竹林七賢”，因此在《五君詠》中對“七賢”中的阮籍、嵇康、劉伶、阮鹹和向秀五人的性格作了真實的刻畫，開啟了這一時期詠歎近代詩人的風氣。他承續前代左思借史詠懷的傳統，但在曆史人物的把握上卻與之大相徑庭。左思對古人的詠讚多側重於其曆史境遇，而顏延之則側重於人物的內在風神。如詠阮籍“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以極其精練的文筆概括了阮籍一生的思想和事跡，突出他表麵沉晦、內心清醒、無以言說的痛苦。在寫嵇康的詩中，突出他的性格孤傲和直言無忌，把他比喻為美麗的鳳凰和難以馴服的龍，想象他死後羽化飛升成為神仙。想象手法的運用，使得該詩成為優秀的詠史篇什。正如學者肖馳在《中國詩歌美學》中所說：“它的追求是進一步擺脫敘述的唱歎，人物本事成為風神傳照。”此後北魏時的常景做《四君詠》，在表現手法上明顯受其影響。
2.對作者自身具體人格品性、遭際鬱憤的暗喻性展示
《宋書》卷73《顏延之傳》雲：“性既偏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雲。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旁若無人。”可知其人格品性主要為偏激亢直、好飲疏誕、清約淡薄等。這種性格在他的詠史作品中也表露無遺：“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翩有時铩，龍性誰能馴”（《稽中散》），“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劉參軍》），“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向常侍》）等，這些詩句不僅僅是寫其鬱憤，而且寓含著詩人具體的人格品性。而“屢薦不入官，一摩乃出守”（《阮始平》），則寓含詩人被放永嘉的遭遇。由此看來，此詩也就具有詩人人格品性、遭遇鬱憤等多種內蘊相組合的特征。這些內蘊多與所詠曆史人物相洽合，巧妙渾融。在詠史詩中展示自己的遭遇鬱憤，特別是全麵具體的人格品性，在前代詠史詩中還不多見。這也是顏延之詠史詩的一大特色。
（三）江淹、庾信等人的詠史詩創作
1.江淹的詠史詩創作
齊梁時期，江淹以善於擬古而顯名於詩壇，元人陳繹說他“善觀古作，曲盡心手之妙，其自作乃不能爾”，這是非常符合實際的。江淹采用“疊用古人名”的藝術手法，寫了《左記室思詠史》一詩，雖然內容上並無可取，但在形式上仍有可觀之處。江淹較有名的作品是《銅爵（雀）妓》一詩，表現了其筆力雄峭的特點。《銅爵（雀）妓》是當時詩人鍾愛抒寫的題材，陸機曾有《吊魏武帝文並序》，其序裏敘述曹操在遺囑裏，令“婕妤妓人皆著銅爵台，於台上堂施八尺床穗帳，朝脯上脯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台，望吾西陵墓田”之事。詩人謝、何遜都曾作《銅雀妓》，但兩詩均是以景物氛圍來烘托情思，謝詩更設色深沉，顯得淒麗而婉曲，隻有江淹的詩氣調不凡，“武皇去金閣，英威長寂寞。雄劍頓無光，雜佩亦銷爍”。在詞采上顯得峭勁而雄放，是詠同一題材詩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2.庾信的詠史詩創作
庾信本為南朝人，因出使北朝而被無故滯留，回歸無望，北上後他的詩風一改前期的輕豔，而轉為沉鬱蒼勁和蕭瑟清遠，充分展露出強烈的故國之思和屈身事敵的痛苦心情。詩人杜甫對庾信非常欣賞，“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辭賦動江關”《（詠懷古跡》五首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庾信在詠史創作上有《擬詠懷》27首，他有意模仿阮籍的《詠懷詩》，其中的詠史，也僅僅是一種依托。清代沈德潛說他“無窮孤憤，傾吐而出。工拙都忘。”評價很是中肯。如他的《率爾成詠》詩，效仿“阮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的筆法，極寫自己屈節事敵的羞慚：“昔日謝安石，求為淮海人。仿佛新亭岸，猶言洛水濱。南冠今別楚，荊玉遂遊秦。倘使如楊仆，寧為關外人。”詩中，“言謝安昔有新亭之禍，尚能全身為國，己今日西魏之使，遂致屈節，比之楊仆，翻以入關為恥也，其南冠楚囚”的深切哀痛，是借助於曆史人物的詠歎和與他們的行跡對比來表露的。他所選擇的史事和人物，如所謂“吳起常辭魏，韓非遂入秦，壯情已消歇，雄圖不複申”（《擬詠懷》27首其五）；“李陵從此去，荊卿不複還。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擬詠懷》27首其十）；“雖言夢蝴蝶，定自非莊周。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擬詠懷》其十八）等，大多都是羈留異地，或肩負大任，無法實現理想，又無緣回歸故土的悲劇性的英雄。他所傳達的，正是這種如幻如夢的人生痛楚。如《昭君辭應詔》，描寫昭君出塞途中越過胡漢邊界時的一段心情，詩中隱藏了個人在異域的特別感受。吊古詩《經陳思王墓》，則極力渲染曹植墓地的荒涼，把歎古與傷己連為一體。庾信還以“讚體”的形式來稱頌曆史人物，最有名的是《西門豹廟詩》，歌頌戰國時期魏國小官吏西門豹的卓著政績。可以說，它體現了庾信在政壇上力求有所作為的積極用世心理。
五、兩晉六朝時期詠史詩的地位與影響
綜上可知，兩晉六朝時期，詠史詩的創作數量並不是很大，但卻充分展示了詠史詩在發展過程中漸變的特征。從班固那裏確立的《詠史》一題，在左思手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個人的懷抱在詠史中清晰地表現出來，實現了詠史和詠懷的完美結合，而經過了東晉、南北朝時期眾多詩人在詠史方麵的努力，詠史詩從原有的敘寫史實轉變為抒發文人自身懷抱的特有手段，完成了詠史詩在內涵和藝術兩方麵的積累，為唐代詠史詩創作的繁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