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盛世情懷下的詠史詩的情感指向
一、盛唐所開創的社會氣勢形成了詩歌的“盛唐氣象”
（一）社會情勢概括
盛唐時期特別是唐玄宗一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繁榮鼎盛的時期。唐玄宗作為一代英主，雄才大略，能夠勵精政事，重賢任能，致使當時經濟富庶、社會安定、國力強盛。《新唐書》卷51《食貨誌》載：“是時，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裏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唐語林》卷三載：“開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萬，米每鬥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奇瑞疊委，重譯麕至。”當時空前繁盛的盛世景象由此可見一斑。同時，在科舉、選才方麵，盛唐更加重視文學之士。陳寅恪先生雲：“自武則天專政破格用人後，外廷之顯貴多為以文學特見拔摧之人。而玄宗禦宇，開元為極盛之世，其名臣大抵為武後所獎用者。及代宗大曆時常交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自德宗以後，其宰相大抵皆由當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學士升任者也。”社會的安定昌明，注重文學之士的選賢任能機製，文治大興，可以說為文人實現理想抱負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這種前所未有的盛唐政治氣度與境況，對此時期的詠史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盛唐氣象”也波及詠史詩的創作中
盛唐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全麵繁榮並開創了開元盛世，出現了國運蒸蒸日上，四海安寧祥和的社會情勢，具備了開闊積極的盛唐氣象，這種狀態也直接帶動了詩歌的發展。在這一時期，詩歌創作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麵。從題材類型來看，最能反映這種時代風貌的，當屬邊塞詩與山水田園詩。與這兩大詩歌類型相比，詠史詩的創作相對較弱。但是，與初唐相比，還是相當引人注目的。這一時期的詠史創作以其獨特的內涵和氣度，充分開拓出詠史詩的新局麵，展現了盛唐氣象，顯示了詠史創作的初步繁榮。據統計，這一時期的作家有60多人，包括唐明皇李隆基、張九齡、張說、崔國輔、王維、崔湜、李頎、儲光羲、常建、李華、崔曙、王翰、孟浩然、李白、岑參、李嘉佑、高適、杜甫、張繼、皇甫冉、劉方平等。詩作約有六百多首。無論是從作家，還是作品數量上講，都比初唐時期有了很大增長。
二、盛唐氣象下詠史詩創作的選材狀況
隨著詩歌黃金時代的到來，盛唐詠史詩的創作也進一步發展。從內容、體式到藝術手法都有明顯的拓展和進步。創作者不僅有當朝皇帝唐玄宗及他的重臣兼文壇領袖張說、張九齡等，而且整個盛唐詩壇有才之士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創作。大詩人李白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個，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數量上都堪稱盛唐之最，而且他在詠史的創作模式上也大膽突破、多方拓展。盛唐兩大詩派——親和自然的山水田園詩派和著意邊功的邊塞詩派的代表詩人也都是詠史懷古詩的主要創作者，如山水田園詩派的王維、儲光羲、祖詠、孟浩然，邊塞詩派的高適、岑參、王昌齡、常建等。但是相對而言，山水田園派詩人對過往曆史的關注程度還遠遠沒有邊塞派詩人高，創作最多的王維和儲光羲也不過各有詠史懷古詩10首左右。這說明遠離現實也就遠離了曆史。但他們不可能真正忘懷世事，所以在醉心於自然的時候偶爾還是對曆史投去了留戀的一瞥。而邊塞詩人對曆史的熱情則相當明顯，高適有詠史懷古詩30首，在盛唐僅次於李白，岑參也有18首之多。
盛唐詩人的詠史詩選材比較廣泛，但總體來看，他們的選材傾向是那些德業雙馨的卓越性人物（如大禹、孔子、老子等），功勳卓著的成功人物或遭際傳奇的人物（如漢高祖、淮陰侯等），或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物與風流韻事（如舜與二妃、金穀園、西施、王昭君、銅雀台等）。其中很多素材本身不乏悲劇性或者潛藏著曆史教訓，但盛唐詩人卻更關注其中的審美意義而不是板著麵孔進行道德說教。
三、詠史詩情感指向的具體表現
（一）歌頌國家盛世局麵和君主豐功偉績
在以前的詠史詩中，很少見到對於國家盛世局麵和君主豐功偉績的激情頌揚。到了盛唐時期，這一較為新穎的主題以鮮活的盛唐風貌呈現出來。開元十一年（723）前後，高適剛到長安，有《古歌行》一首：“君不見漢家三葉從代至，高皇舊臣多富貴，天子垂衣方晏如，廟堂拱手無餘議。蒼生僵臥休征戰，露台百金以為費。田舍老翁不出門，洛陽少年莫論事。”借漢喻唐，用漢事來寫唐玄宗開元之治，通篇皆為讚頌。李華的《詠史》其二：“漢皇修雅樂，乘輿臨太學。三老與五更，天王親割牲。一人調風俗，萬國和且平。單於驟款塞，武庫欲銷兵。文物此朝盛，君臣何穆清。至今壝壇下，如有蕭韶聲。”同樣借漢喻唐，大氣磅礴。通過對漢時修雅樂、臨太學、調風俗、盛文物等社會盛況的全麵描寫，充分反映出唐玄宗時期的盛世局麵。這種頌揚國家的豪邁之情，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張說是由初唐至盛唐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仕宦數朝，文筆豪邁。詠史詩的創作中，值得關注的是他的《鄴都引》一詩，開元二年秋，詩人登上了曆經千古滄桑的鄴都城，感慨具有文韜武略的一代雄主曹操，“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群雄睚毗相馳逐。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用飽含深情之筆，描繪出了群雄紛起的壯闊曆史畫麵，成功塑造了魏武帝亂世爭雄、賦詩華屋、文武兼備的雄偉形象，表現了詩人對一代雄主的欽慕之情，同時也傳達了對唐玄宗文治武功的期望與讚揚。他詩歌中所展露的豪放格調，又迥異於“四傑”及劉希夷詩歌中的優柔平和，已經袒露出非常難得的盛唐氣象。
（二）表達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和豪情壯誌
通過緬懷曆史人物的豐功偉績與流風餘韻來表達個人的人生理想與政治抱負，是盛唐詠史詩最突出的主題。盡管事實上文人並不如所渴望的那麼如意，他們有牢騷，也有不滿，但他們能夠以開闊的胸襟俯視今古，向往建立奇勳的不平凡的生活。他們諷喻現實，但不過於哀傷。緬懷先賢、抒寫建功立業的渴望仍是這一時期詠史詩的主流。這一主題由初唐發展而來，由盛唐詩人表達得更為充分和強烈。如果說初唐是由亂入治，一切都處於探索之中，人們必須小心地向曆史去尋求經驗教訓，因而對理想的勾畫還不可能過於超前的話，盛唐則是在前人指引的康莊大道上更進一步，因此他們的宏圖也更為高遠。
從唐玄宗與他的臣子們借詠史來相互唱和中就可以感受到盛唐君臣麵對曆史時的底氣。這些詩如同《詩經》中的雅頌之章，有歌功頌德、美化現實之嫌，從成就上看算不得詠史詩中的上乘，但其中的豪情和意氣確實展現了盛唐詠史詩最顯著的內涵。唐玄宗有兩首詠史詩是緬懷唐朝先帝創業盛舉的：“緬想封唐處，實惟建國初。……永言念成功，頌德臨康衢。長懷經綸日，歎息履庭隅。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過晉陽宮》）“有隋政昏虐，群雄已交爭。先聖按劍起，叱吒風雲生。飲馬河洛竭，作氣蒿華驚。克敵睿圖就，擒俘帝道亨。顧慚嗣寶曆，恭承天下平。幸過翦鯨地，感慕神且英。”（《行次成皋途經先聖擒建德之所緬思功業感而賦詩》）這兩首詩雖然有明顯的廊廟氣息，但不能否認，唐玄宗對自己祖先的功業的歌頌與自豪是真誠的，他想成為後繼之賢的自我鞭策也並非出於做作，這正是盛唐特有的時代精神。
張說和張九齡奉和聖製所作的詠史詩，也都表現出躬逢盛世的幸運與及時建功、不負明時的情懷和抱負。張說在《奉和聖製過王濬墓應製》中表示：“百代逢明主，何辭死道邊”，張九齡的《奉和聖製次成泉先聖擒建德之所》也對所處時代以及時代之開創者進行了熱情的謳歌：“尊祖頌先烈，賡歌安用攀。紹成即我後，封岱出天關。”
政治昌平，國力強盛，君主賢明，因而盛唐詩人普遍具有強烈的進取意識，都希望在清平之時有所作為。“丈夫需兼濟，豈能樂一身”、“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這都使這一時期的詠史詩從總體上呈現出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與風貌。徐九皋《詠史》詠讚張良的曆史功績，讚揚其行藏。王維的《夷門歌》首先渲染了七國爭雄、平原君處境艱難的危急氛圍，為侯贏出場張本：“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然後敘寫侯嬴救危拯難，立不朽功名：“非但慷慨獻良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濃墨重彩，“波瀾議論”，充分描繪出侯嬴慷慨磊落的風神，歌頌了其“士為知己者死”的忠肝義膽。王維早年希望功成名就、奮發有為的心態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詩人在表達建功立業的理想時，多以同時代的曆史人物作為追慕對象和楷模，開啟了詠讚本朝史的先河。張說《五君詠》、高適《三君詠》、杜甫《過郭代公故宅》等都是此類詩作的代表。它們以魏元忠、蘇瑕、李麟、郭元振、趙彥昭、魏征、狄仁傑等功勳卓越的出將入相者作為關注對象，這些人在初盛唐新興的選賢任能機製之下，他們因才能突出而得以重用，高居廟堂，以非凡的功績和可敬的政治品節稱頌於時。與前代古賢相比，這些得誌之士更有楷模作用，富有吸引力，因而更容易激發文人的功業胸懷。
（三）對君臣遇合主題的抒寫
封建時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君臣遇合。一方麵，明君隻有依靠賢臣才能夠富國安民，社稷穩固；另一方麵，賢臣隻有得到了明主的賞識，才能成就功業。與前代相比，在盛唐詠史詩中，一個比較突出的主題就是對君臣遇合、賢才得遇其主的描寫。
李頎的《絕纓歌》，以流岩豐麗的音調，詠讚楚王不追罪臣子醉戲君妃之事，一改楚王荒淫逸樂之形象，把他刻畫成愛賢之君，使臣下為之效命：“君王涉過不之罪，暗中珠翠嗚珊珊。寧愛賢，不愛色，青峨買死誰能識，果卻三軍全社稷。”楚王重臣下之能，不糾小過；臣下感君王之恩，終建偉功。詩人描寫君臣知遇的思想是非常明顯的。常建《太公哀晚遇》對文王、薑尚“君臣共怡”的知遇境況，流露出由衷的欣賞和欽慕：“兵馬更不獵，君臣皆共怡。同車至鹹陽，心影無磷緇。四牡玉墀下，一言為帝師。”李白也特別看重君臣之間的遇合，《行路難》其二，《贈友人三首》其三、《豪風扶士歌》等都對這一主題進行了吟詠。
表現君臣遇合方麵，詩人們找到的最佳曆史載體就是三國時的劉備與諸葛亮。劉備三顧茅廬，重用諸葛亮，諸葛亮感知遇之恩，傾其一生輔佐蜀漢政權。隨著曆史的發展，劉備與諸葛亮二人的關係，已經衍化為君臣遇合的象征與典範。特別是諸葛亮，由於他“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製，開誠心，布公道”（《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特別是“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袁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更為後人所敬重。隨著曆史的變遷，在儒家文化的浸染下，已經成為古代受君王知遇之恩而以畢生相報的賢相典型與曆史符號，具有深刻的曆史文化認知意義。
又如岑參《先主武侯廟》雲：“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李白《君道曲》雲：“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雲“漢道昔雲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這些詩句都著眼於歌頌諸葛亮的乘時而出，與劉備魚水相得，最終成就不朽功業。杜甫也是詠讚諸葛亮最頻繁的詩人之一，他心懷濟世安邦之誌，對於諸葛亮和劉備的君臣相契無比向往：“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武侯祠堂常附近，一體君臣祭祀同”“複留漢長策，中原仗老臣……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這些都表明詩人對於劉備、諸葛亮君臣能夠相互信任、共同完成複漢大業精神的一種懷念和認可。
（四）對時政尤其是本朝史事的批判
開元後期以後，唐玄宗日益驕盈自滿，昏庸貪暴，逐步沉溺於聲色道釋之中。特別是他在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後，貶張九齡而用李林甫為相，極少過問政治，致使朝政日非。表麵的盛世之下，隱藏著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盛唐詩人以詠史的形式，對此時期的各種社會政治問題給予了深刻批判。
1.貴妃與外戚問題
李頎的《鄭櫻桃歌》用長篇歌行體敘寫石季龍寵鄭櫻桃之事：“櫻桃美顏香且澤，始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宮軍女騎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為公主男為王。”鋪陳渲染，充分塑造出了一個專寵得勢的宮女形象。這實際上是暗諷受到玄宗寵愛的楊貴妃。《資治通鑒》卷215記載：“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由於詩人在天寶五、六年間或稍後幾年，曾經到過長安，對當時唐玄宗、楊貴妃之事頗為熟悉，故借此詩以刺之。而結尾幾句“淫昏偽位神所惡，滅石者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翻覆黃雲飛。”則是對玄宗寵愛女色必致亡國的當頭棒喝和嚴厲警誡。
2.不義邊塞戰爭問題
詩人們還對天寶年間為了拓邊而發動的不義邊塞戰爭，予以有力的揭露與批判。天寶九年（750），因西南太守、節度不能正確處理西南民族問題，南詔反叛。朝廷隨後派兵攻打，給當時社會、人民帶來沉重災難。《舊唐書》卷106《楊國忠傳》載：“自（鮮於）仲通、李豆豆再舉討蠻之軍，其征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洳洲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眾，棄之死地，隻輪不還，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儲光羲的《同諸公秋日遊昆明池思古》以漢比唐，通過對漢武帝征伐西南夷事的抒寫，強烈批判統治者窮兵黷武，發動邊戰，給黎庶帶來的莫大苦難：“惡德忽小醜，器用窮地貨。上兵貴伐謀，此道不能為。籲哉征人苦，始曰征伐非”，並希望君主能夠像軒轅帝那樣以德守遠，這樣才能“君臣日安閑，遠近無怨思”。李頎《古從軍行》借漢武帝故事，描寫了一幅荒涼蒼古的場景，諷刺唐朝擴邊之患，戰士們“年年戰骨埋荒外”，而結果卻僅僅是“空見蒲桃入漢家”。
3.對曆史的理性的思索
此時期還有部分作品側重於對曆史的理性思索，特別是對古代帝王為政之道進行係統總結，通過他們的治亂興亡、成敗得失來鑒戒當世的君主，充分顯示了盛世局麵下詩人們清醒深刻的以史資治意識和參政熱情。如張良璞有《覽史》一詩，應當是作者閱讀史書有感而作。它通過抒寫秦國的曆史，得出了“昏虐不務德，百代無芳聲”這一令人警醒的結論，充分體現了“覽古隨方而結論”的寫作特點。李華《詠史》其四通過“漢時征百粵”事，來表達反對“多事四夷”的思想，認為治理四方之關鍵在於得到良吏以治邊：“如何得良吏，一為製方圓。”
綜上，盛唐時期的詠史詩，在封建社會少有的盛唐精神的影響下，表達了對國家盛世局麵和君主豐功偉績的激情頌揚，濃墨重彩地抒發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豪情壯誌，以及對君遇臣合的由衷向往。雖然詩人們也會發出懷才不遇之音，但並沒有消沉頹靡的色彩，失意之中仍帶有勁健奮發的人生意氣和時代精神。同時，帶著一種出處同歸的盛唐精神，展現了欣然隱逸的高潔情懷，拓展了詠讚名士風流的詠史題材。他們也會對社會問題給予揭露與批評，以沉著理性的態度來探討曆史治亂成敗。但目的卻是懷著“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的濟世熱忱、資治於盛世，仍表現出很強的入世精神。總之，此時期的詠史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題材開拓性，是在盛唐精神、氣象影響下文人心態的全麵反映，展現了時代精神與文學的互動關係。通過這些，可以看到那個時代昂揚向上的健康風貌和文人的精神、思想。
第二節 李白及其詠史詩
一、創作概況
李白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大詩人，是盛唐文學的代表。他的詩歌題材類型豐富，無論是山水、邊塞，還是詠史、遊仙，都在盛唐文學中占據重要地位，值得深入研究。僅就詠史而言，其詩數量眾多，內容豐富，風格獨特，典型地體現了盛唐的詠史風貌，代表了盛唐詠史創作的突出成就。據統計，他的詠史詩共計126首。詠史的類型非常豐富，涉及“古風”“覽古”“懷古”等，也有相當數量以古跡、古人名、樂府古題等為內容的作品。在其詠史詩中，有很多對於曆史人物的慨歎，謝安、謝朓、魯仲連、張良、韓信、東方朔、王粲、賈誼等都成為他寄托情懷、抒發悲憤的出發點。
二、內容題材指向
他的詠史詩內容非常豐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表達輔佐君王、安邦定國的強烈功業渴望，以及功成身退的思想
盛唐時期，文人士子大多具有強烈的功業之心。“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的李白也不例外。與其他詩人不同，李白在選擇古人來表達功業理想時，特別注重選擇那些在曆史動蕩之際，能夠抓住時代契機，待時而動，輔佐君王興舉霸業的將相，像薑尚、夷齊、百裏奚、張良、韓信、諸葛亮、周瑜、謝安等人來表達自己拯救蒼生、社稷的壯誌情懷；同時特別注重選取那些以縱橫之言行，化難解紛，於他人所不能處，立奇功偉業於頃刻之間的雄才善辯之士，如魯仲連、酈食其等人。如《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詠歎諸葛亮，讚揚他“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誌吞鹹京。”的才華橫溢。《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對張良在秦漢之際的英雄之舉傾心向往：“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其懷古言誌的情感灼然可見。
李白尤其青睞戰國時期的魯仲連，多篇作品均有提及。《古風》其十讚揚魯仲連“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梁甫吟》中雲：“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這些詩句充分刻畫了魯仲連與酈食其縱橫馳騁，頃刻之間大功已建的奇士形象，明顯表現出了縱橫家思想對李白選擇詠史人物的影響。李白也通過對這些人物的塑造與頌讚，強烈表達了自己“心雄萬夫”的恢弘氣概和人生激情，展現了一種高揚亢奮的精神狀態，這是盛唐時代理想的集中展示。
（二）抒發不為人、為世所重，濟世理想不能實現的憤鬱不平情感
李白雖“以當世之務自負”，希望自己在功業方麵能夠“一鳴驚人，一飛衝天”。然縱觀其一生，他始終處在不為世人所知、懷才不遇的生命狀態。因此，抒發不被欣賞、濟世理想無法實現的憤鬱不平，自然而然地成為他詩歌的一大內容，如作品《古風》其十三、十五、二十一，《行路難》其二，《南都行》《鞠歌行》《梁甫吟》《梁園吟》等。詩人在表達不得誌的憤鬱情感時，並沒有陷入絕望的消極情緒之中，而是仍流露出強烈的自信與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