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暴恐如治病
專欄
作者：霍平
2014年5月22日7時50分許，2輛無牌汽車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公園北街一早市衝撞群眾，此後2輛車發生爆炸起火，共造成39名無辜群眾遇難，94人受傷。公安機關事後查獲，此案件係努爾艾合買提·阿布力皮孜等5人暴恐團夥所為。這些暴恐分子長期受宗教極端思想影響，於2013年底初步形成了5人暴恐團夥，陰謀實施暴力恐怖犯罪。
宗教極端思想導致的反人類暴行並不鮮見，譬如日本的奧姆真理教。該教製造了鬆本沙林事件、阪本堤律師一家被害事件以及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等恐怖活動。而美國的“耶穌基督末世聖徒原教旨教會”則在教主傑夫斯領導下喪盡天良，除了搞一夫多妻製，還強迫未成年少女嫁給成年男性作“精神妻子”。在他擔任“教主”的4年時間裏，數百名未成年少女受害，年齡最小的隻有13歲。
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發展的結果往往是催生邪教。邪教反人類，危害社會。在不少國家和地區，邪教犯下累累惡行。專家普遍認為，宗教極端主義是當代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顆毒瘤。宗教極端主義雖然與宗教有關聯，但隻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從本質上說它並不屬於宗教範疇，而是政治範疇的問題。在特定地區和特定環境下，宗教極端主義往往與民族分裂主義和暴力恐怖主義相互勾結利用，形成三位一體的分裂勢力。5月28日晚，在山東招遠市的一家麥當勞餐廳裏，一名吳姓女子在就餐時因為拒絕了他人索要電話號碼的要求，被6名暴徒當場打死。案件偵破後，暴露出來一個邪教組織：“全能神教”。這些邪教成員不信法律隻信神，但他們沒有“頭頂三尺有神明”的仁愛之心，有的隻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暴戾之氣和殺人不眨眼的凶殘行徑，在公共場合旁若無人地殺人，其暴力恐怖主義的本質暴露無遺。而類似於“全能神教”這樣的邪教，在我國還有“呼喊派”、“三班仆人派”等14個教會團體，它們有的由國外滲透而來，有的則在一些偏遠山村秘密產生，要麼宣揚世界末日，要麼詐騙錢財，要麼亂搞兩性關係。敵視社會主義製度也是一些邪教創教的根本目的。
暴力恐怖事件、宗教極端勢力和邪教往往如影附形，治理暴力恐怖究竟該如何入手呢？新疆“5·22”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後，習近平主席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概括起來，就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縮小差距，群防群治，依法治理。筆者認為，這些措施是治理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恐怖主義的“總藥方”，我們的地方黨政部門還需要條分縷析，望聞問切，對於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邪惡勢力采取不同的藥方對症下藥，切忌一刀切。
客觀地說，新疆接連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不同的暴力犯罪團夥有不同的形成原因。有極少數的民族極端分子，從曆史等方麵固執地認為是漢族群眾侵占了他們的領土。也有的是因為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低，群眾受教育程度低，易受蠱惑。有的則是因為敵對中國的勢力在背後予以幹涉支持，虛構東突厥。還有的因為自身技能差，導致工作條件不好，因此對社會產生不滿。對於這些不同原因導致的社會暴力恐怖事件，我們必須采取不同的對策。筆者認為，對於搞分裂主義的，要毫不手軟地依法予以嚴厲打擊，包括切斷境內外聯係，凍結非法賬戶資金。對於受教育程度低的、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可以加大教育投入，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對於糾結於曆史問題的，要通過史實教育，對錯誤觀點予以糾偏。我們可以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實情實行特殊的政策，但這個特殊政策不是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權，而是實事求是，因地製宜。這樣的策略不僅僅是麵對新疆，對於全國其他地區其他民族也同樣適用。這是治病的本。
反對宗教極端思想，反對暴力恐怖事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我們不僅要改造暴力犯罪團夥及其產生的土壤，我們愛好和平的外部力量也要積極行動起來。“5·22”新疆暴力恐怖案件發生後，42名新疆青聯委員代表發表聯名信指出，“可怕的不是暴恐分子的囂張，而是你我的沉默。如果青年們不站出來齊聲反對，宗教極端思想就會把整個社會引向動亂，把整個新疆引向黑暗，每個人也都會被連累其中，成為現實的受害者”。“5·28”山東招遠血案發生時，除了事發麥當勞餐廳的員工試圖報案外，更多的圍觀者都成了看客，沒有人上前製止。或許是出於恐懼，或許是出於逃避，一個鮮活的生命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消逝了。反抗不僅僅是一種同情，而是一種態度，一種讓恐怖分子心有餘悸的力量，它形成我們反對暴力恐怖事件的外因性土壤，這種外因不可或缺。它是治病的標。
一個再健全的軀體都有可能生病，一個社會也是如此。我們不怕生病，怕的是諱疾忌醫。隻要敢於麵對現實，因地製宜，對症下藥，標本兼治，疾病終歸會被人類戰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