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無論是招婿還是招夫，在平安村都是在傳統禮俗的框架內進行的。這一套禮俗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一個人被一個鄉村社區接受，必須是全方位的。這禮俗的內容包括姓氏、宗譜（目前主要以稱謂係統來體現）、祭祀、喪葬和祖墳等等。對於一個平安村的男性村民的兒子來說，他獲得上述承認是不言而喻的。鄉村社區對一個本村的兒子的接受就像是空氣對於人的接受，這種接受自然得甚至讓人們感受不到它的存在。隻有在我們失去空氣的時候，我們才知道空氣原來一直在默默地為我們所享用。隻有外來的人如嗣子、上門女婿、續夫等，才感受到被鄉村社區承認的重要性。
一個鄉村社區對一個人的自己人身份的承認，直到他或她走完所有的人生之路，進入墓地之後才算最後完成。一個人在祖墳中的最終位置，就是這個人最後的歸宿和最後的蓋棺論定。《傳統》一章中的故事已經充分說明了祖墳的重要性和村民們對人在祖墳中的位置的重視。對於有些人，祖墳中根本就沒有他們的位置，比如未婚的女兒，比如已經出嗣的兒子。在平安村的臨村，就發生過這樣的故事：一個已經出嗣的兒子在死後，他的子女要求把他葬回他的親生父親的祖墳裏，但他的親兄弟們拒絕了。一個人在祖墳裏的位置和他在族譜中的位置是完全對應的。在族譜上，一個出嗣的人應當登錄在他的嗣父的下方而不是其親生父親的下方，正像他在祖墳裏應當埋在其嗣父的腳下而不是其親生父親的腳下一樣。族譜和祖墳隻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我把上述意思總結為“家譜是紙上的祖墳，祖墳是地上的家譜”。我把這句話說給孟發先生聽，得到了他的首肯，他認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談到，葬禮是鄉村社區裏矛盾最集中、各種關係最敏感的時刻。其實，在這一時刻身份敏感的不僅僅是死者，參加葬禮的人的身份同樣敏感。由於葬禮是一個禮儀時刻，任何行為都有一定的象征性，所以才會使人感到敏感。比如，喪家給來賓的孝衣或孝帽的尺寸大小，代表的就是喪家對來賓身份的認可。根據傳統，這種認可應當依照來賓和死者的服製關係來確定。一般來說，孝衣和孝帽的尺寸越大，則表明來賓和死者的服製關係越近。據平安村民俗，葬禮上的來賓將一條白布縫在胸前，稱作“孝條”。這個孝條的寬窄就表示來賓和死者關係的遠近。人們在婚禮上為了這一條白布而發生爭執的不在少數。我就聽到這樣的故事，有一個家族一直以來在葬禮上都是對親侄女和堂侄女區別對待的，即她們的“孝條”寬度不一樣，親侄女寬些，堂侄女窄些。但是有一次，剪孝條的人疏忽了，把所有的孝條都剪成了一個寬度。於是死者的親侄女們就發出了抗議，認為主持喪事的人沒有把她們和堂侄女們區別對待，這冒犯了她們。主持喪事的人最後被迫重新製作了孝條。
在《社區概論》一章中已經提到死者的長子在葬禮中的特殊地位。其實其他人在葬禮中的相對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對於男人來說，在送葬行列中的位置其實就是他在喪主家中的位置的反映。對女人來說，反映她們地位的是她們在一係列喪車中的位置。平安村風俗，女人送葬是不能走路的，她們必須乘車前往墓地。喪車會有許多，在送葬隊列中按前後依次排列。越是坐在前麵車上的女眷，她和死者的關係就越近。坐在第一輛車上的，往往是女兒和兒媳，第二輛車上的可能是侄女、外甥女等。車越往後，則服製關係越遠。文化規則是公認的、清晰的，但也有不確定的時候，否則人的作用就不存在了。一旦出現模棱兩可的情況，爭執就可能發生。一個老人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人們對於活人在葬禮上的位置的重視可見一斑：
俺大哥有三個兒子，其中大兒子過繼給了自己的一個遠房爺爺（叔祖——作者注）。我的這個大侄子雖然過繼過去了，但他沒有改嘴，仍然管自己的父母叫“爹娘”。在俺大嫂的葬禮上，有好幾輛喪車。按說，因為俺的大侄子已經過繼出去了，俺大侄媳婦就不應當坐在第一輛喪車上，那是親閨女和兒媳婦坐的位置。可是那天送葬的女人多，喪車上的位置不寬綽。正好第一輛喪車上還可以坐一個人，俺就讓俺的大侄媳婦坐到了第一輛喪車上。誰知道別的侄媳婦就鬧開了意見，她們認為俺大侄媳婦不應當坐在第一輛車上，應當和她們一樣坐在後邊，可後邊的車都擠滿了沒有地方。她們這麼一鬧，就鬧得遲遲起不了喪（送葬開始）。沒有辦法，我就過去罵這些女人們。我對她們說，“你們誰哭娘，誰就坐到第一輛車上去！”她們這才不作聲了，因為俺的大侄媳婦叫娘，而她們都叫嬸子。喪事這才辦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