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馬寺的落成 ——佛祖入夢來
1、關於漢明帝夢佛的傳說
漢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霍去病擊敗匈奴休屠王，得其“祭天金人”。後世有人認為，這是佛像傳入中國之始。
公元67年，當時的東漢永平十年的某個晚上，漢明帝劉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神仙，金色的身體有光環繞，輕盈飄蕩從遠方飛來，降落在禦殿前。漢明帝非常高興。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夢告訴群臣，並詢問是何方神聖。太史傅毅博學多才，他告訴漢明帝：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位得道的神，號稱佛，能夠飛身於虛幻中，全身放射著光芒，君王您夢見的大概是佛吧！
2、白馬寺的建立
於是明帝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訪求佛道。3年後，他們在今阿富汗北部遇到東來傳教的印度佛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於是就一起將佛像經卷用白馬馱至洛陽。皇帝命令在首都洛陽建造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德高望重的印度名僧，儲藏他們帶來的寶貴經像等物品，此寺即今天的洛陽白馬寺。據說是因當時馱載經書佛像的白馬而得名，而白馬寺也因而成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發源地。
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由官方營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營建與我國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緊密相連。相傳漢明帝劉莊夜寢南宮，夢金神頭放白光，飛繞殿庭。次日得知夢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帶）遇上了在該地遊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騰、竺法蘭。蔡、秦等於是邀請佛僧到中國宣講佛法，並用白馬馱載佛經、佛像，跋山涉水，於永平十年（67）來到京城洛陽。漢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樣修建寺院。為銘記白馬馱經之功，遂將寺院取名“白馬寺”。
從白馬寺始，我國僧院便泛稱為寺，白馬寺也因此被認為是我國佛教的發源地。曆代高僧甚至外國名僧亦來此覽經求法，所以白馬寺又被尊為“祖庭”和“釋源”。
4、白馬寺的介紹
白馬寺建寺以來，其間幾度興廢、幾度重修，尤以武則天時代興建規模最大。白馬寺為長方院落，坐北朝南，寺內主要建築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盧閣、齊雲塔等。遊覽白馬寺，不但可以瞻仰那些宏偉、莊嚴的殿閣和生動傳神的佛像，而且可以領略幾處包含有生動曆史故事的景物。
在古色古香的白馬寺山門內大院東西兩側茂密的柏樹叢中，各有一座墳塚，這就是有名的“二僧墓”。東邊墓前石碑上刻有“漢啟道圓通摩騰大師墓”，西邊墓前石碑上刻有“漢開教總持竺法大師墓”。這兩座墓塚的主人便是拜請來漢傳經授法的高僧──迦什摩騰和竺法蘭。石碑上的封號是宋徽宗趙佶追封的。在清涼台上還有二位高僧的塑像。它們寄托著中國佛門弟子對二位高僧的敬慕之情。
清涼台，被稱為“空中庭院”，是白馬寺的勝景。清康熙年間，寺內住持和尚如誘曾作詩讚美道：“香台寶閣碧玲瓏，花雨長年繞梵宮，石磴高懸人罕到，時聞清磬落空蒙。”這個長43米，寬33米，高6米，由青磚鑲砌的高台，具有古代東方建築的鮮明特色。毗盧閣重簷歇山，飛翼挑角，蔚為壯觀，配殿、僧房等附屬建築，布局整齊，自成院落。院中古柏蒼蒼，金桂沉靜，環境清幽。相傳原為漢明帝劉莊幼時避暑和讀書的處所，後來改為天竺高僧下榻和譯經之處。
白馬寺的山門東側，有一座玲瓏古雅、挺拔俊秀的佛塔，這就是有名的齊雲塔。齊雲塔是一座四方形密簷式磚塔，13層，高25米。它造型別致，在古塔中獨具特色，不可多得。齊雲塔前身為白馬寺的釋迦如來舍利塔，現在的齊雲塔為金大定十五年（1175）重建，為洛陽現存最早的古建築。
白馬寺中種有許多石榴樹。白馬寺的石榴漢魏時曾譽滿京師。石榴原產於安息（今伊朗），在漢代同佛經、佛像一起傳入中國，並最多在洛陽、長安落戶。當時人們讚美石榴，把它作為中外人民交往的標誌，石榴的身價倍增，白馬寺的石榴，亦有“白馬甜榴，一實值牛”的說法。白馬寺作為我國第一古刹，在中國佛教史和對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先秦時代，湧現了許多思想家，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等各張其說。在漢代，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黝百家”的建議，使儒家思想占據封建統治思想，上升到獨尊的地位。
思想界不再百花齊放，處於“唯我獨尊”的儒學失去了競爭的環境，生機不再，就連儒家的思想家們在喪失了這種寬鬆自由的氛圍後也不再那麼有生機了。中國哲學出現了一大危機。
這時，印度佛教的傳人，為中國哲學思想注人了新的生機。此外，在佛教傳人以前，中國尚未產生人為宗教，有神論在先秦哲學中除墨家外都很少提及，而佛教不僅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人為宗教，而且有宏大的神抵係統與神學理論；這對於道教的產生有重大影響。
漢明帝：28年－75年9月5日，劉莊，字子麗，廟號顯宗，東漢第二位皇帝。漢光武帝劉秀的第四子，母為陰麗華。初名劉陽，封東海王。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立為皇太子，中元二年（57年）即皇帝。
（二） 法顯取經——古稀聖僧西赴天竺
1、魏晉時期的佛教
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到了魏晉時期，已經約有三百年的曆史了。流傳的內容主要有兩大體係，一是以支讖、支謙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學；一是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都已經傳入中國了。
從時間先後來看，傳法最盛的時代大體上有三個：支謙、竺法護時，所譯多般若方等；道安時，所譯多有部經論；鳩摩羅什時，大乘之學極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國文化了。 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一個文化傳統迥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撞，佛教不能例外。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試探、偽裝、適應，逐漸被大部分中國人所接納，到了東晉時代進入了融合的階段。
這一時期的的中國並非統一的，而處於分為南北分裂的形勢。西晉在建興四年（316年）滅亡，次年晉元帝即位，是東晉的開始。北方的統治者都是少數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崇佛更為突出。
在南方，則是所謂“衣冠南渡”，北方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為了躲避異族壓迫，紛紛南逃。這些人，包括一些國王在內，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總之，南北兩方都對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說是在中國已經牢牢地立定了腳跟。從佛教內部來看，也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據唐法琳《辯正論》的記載，東晉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其次，僧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僧尼數目與日俱增。而且其中名僧輩出，出了一些很有影響的高僧。從印度和西域來的和尚也多了起來，交流更加頻繁。許多高僧的活動範圍和影響，並不限於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區，跨越政治分界。
2、法顯取經的目的
法顯以老年之軀西行求法，為了使佛法在中土進一步完善與弘揚，特別是當時中土戒律的不完善至使僧眾沒有一個真正的依憑。在法顯以前，中國佛教的傳入大都是以外來僧眾為主體，由於當時的交通條件非常不便，由天竺來漢地傳法的僧眾相對較少，而由西域到漢地的僧眾比較多一些，這就說明早期佛教的傳入大都以西域為中介向漢地傳入。這樣就引起了在傳入佛法當中，漢地佛法不是直接由梵語而譯而是經過西域的胡語而譯，這樣在翻譯佛典中難免會因語言不通而出現差異
另一方麵，佛教是由天竺發源的，在天竺有許多佛陀當時修行說法的聖跡，朝禮這些聖跡自然成為每一位佛子的向往，法顯作為持律嚴謹的聖僧，自然以佛為自己的榜樣向往佛跡也就成為了他西行的另一精神支柱了。
3、法顯西行的過程
在西行的路上，千險萬阻，要經過荒無人煙的大沙漠，要翻過四季積雪的大雪山，沒有路標隻好以前行者的死骨為標記，沒有救援隻好眼看同行者在自己懷中死去。
東晉隆安三年，相當於公元399 年，六十五歲的法顯已入佛門六十二個春秋。六十多年的閱曆，使法顯深切地感到，佛經的翻譯趕不上佛教大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由於戒律經典缺乏，使廣大佛教徒無法可循，以致上層僧侶窮奢極欲，無惡不作。為了維護佛教“真理”，矯正時弊，年近古稀的法顯毅然決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尋求戒律。
這年春天，法顯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人一起，從長安起身，向西進發，開始了漫長而艱苦卓絕的旅行。次年，他們到了張掖（今甘肅張掖），遇到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五人，組成了十個人的“巡禮團”，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慧達，總共十一個人。“巡禮團”西進至敦煌（今甘肅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資助，西出陽關渡“沙河”（即白龍堆大沙漠）。法顯等五人隨使者先行，智嚴、寶雲等人在後。白龍堆沙漠氣候非常幹燥，時有熱風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沒而喪命。法顯後來在他的《佛國記》中描寫這裏的情景說：“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勇往直前，走了十七個晝夜，一千五百裏路程，終於渡過了“沙河”。
接著，他們又經過鄯善國（今新疆若羌）到了蔦夷國（今新疆焉耆）。他們在蔦夷國住了兩個多月，寶雲等人也趕到了。當時，由於蔦夷國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 小乘、大乘兩大派），法顯一行屬於大乘教，所以他們在蔦夷國受到了冷遇，連食宿都無著落。不得已，智嚴、慧簡、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魯番）籌措行資。僧紹隨著西域僧人去了罽賓（在今克什米爾）。
法顯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孫的資助，又開始向西南進發，穿越塔克拉瑪大沙漠。塔克拉瑪大沙漠又名塔裏木沙漠。塔裏木，在維吾爾語中，是“進去出不來”的意思。這裏的氣候條件異常惡劣，幹旱，晝夜溫差極大。行人至此，艱辛無比。正如法顯所述：“行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法顯一行走了一個月零五天，總算平安地走出了這個“進去出不來”的大沙漠，到達了於闐國（今新疆和田）。
於闐是當時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們在這裏觀看了佛教“行像”儀式，住了三個月。接著繼續前進，經過子合國，翻過蔥嶺，渡過新頭河到了那竭國。法顯和慧應、寶雲、僧景等人則經宿嗬多國、犍陀衛國而到了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國後病了，道整陪他暫住。慧達一個人去到弗樓沙國，與法顯他們會麵。弗樓沙國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達、寶雲和僧景在這裏了參訪了佛跡以後便返回了中國，慧應在這裏的佛缽寺病逝。
法顯獨自去了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即阿富汗的蘇納曼山。梵語中是對“大雪山”即喜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積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陰，突然遇到寒風驟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襲擊被凍死了，法顯撫摸著慧景的屍體，無限感慨地哭著說：“取經的願望未實現，你卻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後與道整奮然前行，翻過小雪山，到達羅夷國。又經跋那國，再渡新頭河，到達毗荼國。接著走過了摩頭羅國，渡過了蒲那河，進入中天竺境。法顯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時間，周遊中天竺，巡禮佛教故跡。
晉元興三年（ 404年），他們來到了佛教的發祥地—拘薩羅國舍衛城的祗洹精舍傳說釋迦牟尼生前在這裏居住和說法時間最長，這裏的僧人對法顯不遠萬裏來此求法，深表欽佩。《佛國記》載：“彼眾僧歎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未見 漢道人來到此地也。”這一年，法顯還參訪了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迦維羅衛城。
晉義熙元年（ 405年），法顯走到了佛教極其興盛的達摩竭提國巴連弗邑。他在這裏學習梵書梵語，抄寫經律，收集了《摩訶僧祗律》、《薩婆多部鈔律》、《雜阿毗曇心》、《方等般泥洹經》、《綖經》、《摩訶僧祗阿毗曇》等六部佛教經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連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門法則和眾僧威儀，追歎故鄉僧律殘缺，發誓留住這裏不回國了。而法顯一心想著將戒律傳回祖國，便一個人繼續旅行。他周遊了南天竺和東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國（印度泰姆魯克）寫經畫像，住了兩年。
東晉義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顯離開多摩梨，搭乘商舶，縱渡孟加拉灣，到達了獅子國（今斯裏蘭卡）。他在獅子國住在王城的無畏山精舍，求得了《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等四部經典。至此，法顯身入異城已經十二年了。他經常思念遙遠的祖國，又想著一開始的“巡禮團”，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心裏無限悲傷。有一次，他在無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國的白絹團扇供佛，觸物傷情，不覺潸然淚下。
東晉義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顯完成了取經求法的任務，坐上商人的大舶，開始了東歸的形成。起航不久，即遇暴風，船破水入。幸遇一島，補好漏處又前行。就這樣，在在大海裏飄蕩了一百多天，到達了耶婆提國（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一說爪哇島）。
法顯在蘇門答臘島住了五個月，又轉乘另一條商船向廣州進發。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風，船失方向，隨風飄流。正在船上糧水將盡之時，忽然到了岸邊。法顯上岸詢問獵人，方知這裏是青州長廣郡（山東即墨）的勞山。青州長廣郡太守李嶷聽到法顯從海外取經歸來的消息，立即親自趕到海邊迎接。時為東晉義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顯65歲出遊，前後共走了三十餘國，曆經十三年，回到祖國時已經七十八歲了。在這十三年中，法顯跋山涉水，經曆了人們難以想象的艱辛。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
4、法顯西行的意義
他在臨終前的七年多時間裏，一直緊張艱苦地進行著翻譯經典的工作，共譯出了經典六部六十三卷，計一萬多言。他翻譯的《摩訶僧祗律》，也叫大眾律，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對後來的中國佛教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法師乃不惜自己的性命，為的是一種為法忘軀的精神，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越紫塞，渡滄海，朝聖地，取法卷，為了使佛法在中土得到弘揚而不惜自我犧牲。這種菩薩精神激勵了不少西行者，成為一批批西行者求法的精神動力，至使西行路上留下了不少的白骨與孤魂。由此可見法顯法師作為西行的開創者其精神動力是多麼的偉大。
法顯西行開創了西行求法者的先行之路，其以大無畏的精神創開荒途為後代樹立了榜樣，是西行取經的先驅者，產生的意義是深遠的。首先法顯西行成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前西行者要麼是半路而回，要麼隻到了西域而沒到天竺，法顯西行遍遊天竺求法取得圓滿成功，他的成功猶如大地一聲驚雷，辟開了一條西行求法成功的路線。
其次法顯西行激勵了後行者，在哪麼堅苦的條件下還能夠不畏困難西行求法，這是一種視死如歸的決心與勇氣，正如佛經上所說：“假使熱鐵輪，與我頂上旋，終不因此故，退失菩提心”，法師這種請法精神使後代的求法者再遇見困難時樹立了克服困難的信心與勇氣，其對求法運動的進一步高漲所起的推動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再次，法顯西行所帶回的經律填補了中土律本不全的遺憾，特別是《大般泥洹經》的帶回及譯出開啟了中土涅槃思想的傳播。法顯在年輕時就持戒嚴謹，在未西行前中土戒律僅有芸摩迦羅在洛陽白馬寺譯出的《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律本的不全使法顯在平常的行持中很難圓滿解決問題，他在長安時就積極組織僧人翻譯戒律，共譯出《十誦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一卷三部戒律文本，這些律本篇幅短小，大都是節譯很難滿足現實的需要，於是法顯決意西行求取律本。
其在中天竺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抄回《摩訶僧祇眾律》、《薩婆多眾律抄》各一部，在師子國求得《彌沙塞律》藏本一起共三部律本。《摩訶僧祇眾律》於東晉義熙十四年由法顯與佛陀跋陀羅合作譯出，共成四十卷；《彌沙塞律》法顯未來得及譯出，在其圓寂後，由道生、佛陀什等譯出，而當法顯從天竺歸來時，《薩婆多眾律抄》已經由鳩摩羅什與佛若多羅等於後秦弘始七年譯出，名為《十誦律》共六十一卷，此外，法顯還與佛陀跋陀羅合作譯出《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摩訶僧祇眾律》譯出後，在當時影響就非常大，它與《十誦律》一起成為南北朝時期佛教戒律學的主要依據。直至隋唐時期，由於以《四分律》為歸旨的律宗形成，《摩訶僧祇眾律》才逐漸退出了律學主流，但是，這一結局並不會抺殺法顯不畏險阻為中國佛教律學所作出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