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思想領域的徹底儒化
1、儒教簡介
“儒”是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術士。《說文》：儒，術士之稱。《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依據可靠的文獻資料，則周代初年，曾經協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統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後，曾經“製禮作樂”，建立了當時先進的政教一體的禮儀製度。但是數百年以後，這套製度逐漸遭到了破壞。
春秋時代的孔丘，憂慮當時的混亂狀況，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國家恢複秩序和安定。他是當時最為博學的學者，因而得到許多人的尊敬，他被尊稱為“孔子”或“夫子”，人們稱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種褻瀆。但是他的主張得不到當時國君們的響應。於是，他整理了被認為是古代聖帝明王們創造的文化成果，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這些文獻能夠成為後世人們行為的依據。經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獻，成為儒經或者儒經的基礎。由於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禮儀製度和宗教觀念上的重大貢獻，直到唐代，人們還常常是“周孔”並稱，認為他們是兩個最大的聖人，並把儒教的主張說成是“周孔之道”。
2、“獨尊儒術”提出的背景
漢代由於國家統治的需要，從漢武帝開始，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據孔子的思想，適應新的曆史條件，對這傳統的國家宗教教義進行了新的解說。在董仲舒新解說的基礎上，後來的儒教不斷努力，逐漸使傳統宗教徹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因而，獨尊儒術，是傳統的國家宗教徹底儒化的開端，也是儒教的真正開端。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製度雖承秦製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麵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複蘇，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
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
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過程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采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後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學的禦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減係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
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死，儒家勢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製製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製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係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係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係中強調人治。
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義
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麵。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製。
武帝即位時，曆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麵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經由董仲舒重新解釋和發揮的儒教教義，重視禮儀製度的建設，特別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禮儀製度建設。完備而複雜的禮儀製度有助於人們養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習慣，這正是儒教重視禮儀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禮儀製度的外在性質，也容易導致虛偽。
儒教自漢代以來被奉為官學。在中國古代，儒教或孔教始終居於社會或國家的統治地位。個別皇帝或國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不代表國家。中國古代國家，從漢代開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為國家宗教。
董仲舒：前179~前104，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漢族，漢廣川郡(今河北省景縣)人。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儒學家，西漢時期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
（二）摩尼教進入中國——“魔教”之始
1、摩尼教簡介
摩尼教本是誕生在兩河流域的宗教，它傳入中國經曆了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
摩尼教的創教者是摩尼，生於公元216年，242年在巴比倫傳教，277年被釘十字架。他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宗教傳統。摩尼號稱自己是佛祖、瑣羅亞斯德和耶穌的繼承者，是真主的先知，也是最後一位先知。摩尼教受到瑣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佛教的影響很深，其教義在諾斯底主義的影響下主張靈魂從肉體上徹底解脫，因而強調禁欲、食素。同時也包括了佛教的轉世說和敘利亞的天使說。另一方麵則反對猶太教，把猶太教視為黑暗神的創造物。
摩尼教起初在巴比倫傳教，在波斯薩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傳教，但在巴赫蘭一世以後，因與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達羅馬帝國，但羅馬人有古老的國教，崇拜太陽，因此在羅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裏先在296年下令燒死出家修士與燒毀書籍，在家信徒也被斬首，隻有到達河中後摩尼教才可以立足。
相比較而言，摩尼教向西傳播的難度，要大於向東傳播。西歐及拜占庭宗教勢力十分強大，摩尼教二元論的教義明顯與基督教一元論觀點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壓製之下，難有立足之地。摩尼教隻能向東發展，因此信徒多逃往中亞與印度。
2、摩尼教進入中國
最初摩尼的傳教路線是從海路到印度河流域，當時該地佛教甚為流行，有理由相信摩尼在那裏吸收了一些佛教教義和禮儀學說。公元242年，薩珊王朝著名的國王沙木兒一世登基，摩尼回到波斯故鄉，用以中古波斯文寫作的教義概論《沙布羅幹》獻上，說服國王信奉新教，從此，在薩珊王朝支持下，摩尼教隨波斯大軍的四處征討而廣為流傳。直到273年，新王瓦赫蘭（Vahram）一世繼位，尊崇祆教，摩 尼教勢力大受打擊，教徒和經師向地中海和中亞地區大批逃亡，摩尼本人也被新王釘死於十字架上，屍體還被殘忍地剝皮實草。此後，摩尼教的影響以波斯為界，開始分別向東、向西擴展。
據《佛祖統記》載，武後延載元年(公元694年)，有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為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始。《冊府元龜》載，玄宗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羅國王獻一解天文的“慕闍”來中國，“慕闍”就是摩尼教的法師。在安史之亂以前尚未有有該教建寺的記載，史書還載有對該教的禁令。玄宗時，認為摩尼教“妄稱佛法，誑惑黎元”，是惑亂人民的邪說。據《通典》所載，開元二十年，明令取締，嚴加禁斷，但不禁胡人信奉，由此可反證當時已有中國信徒。
天寶以前，摩尼教主要從波斯、吐火羅一帶傳入中國﹔肅宗以後，摩尼教則經由回紇傳播。當時回紇篤信摩尼教，摩尼教士還參與回紇的軍政大事。安史亂後，回紇助唐平亂有功，摩尼教徒便藉回紇勢力的支持和保護，開始在大唐傳播。據《佛祖統記》載，大曆三年(公元768年)，代宗下詔允許回紇的摩尼教徒在長安建“大雲光明寺”，成為摩尼教在中國的第一所教堂。
大曆六年(公元771年)，回紇進一步要求在荊、揚、洪、越各州修建大雲光明寺。自此，民間信奉者日多，朝廷也采取了默許的態度。如德宗貞元十五年，適逢大旱，德宗下令摩尼師祈雨。憲宗元和二年 (公元807年)，回紇使者再次請求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憲宗應允並派官員予以保護，於是摩尼教寺分布南北各地，可見摩尼教在中國迅速傳播。當時唐朝每有賞贈，除回紇宰相外，常兼及摩尼教士。其實，唐室的設置摩尼寺，主要是為了籠絡回紇。因此，摩尼教在唐的興廢，與回紇的興衰有密切關係。
到了武宗年間，隨著回紇的衰落，唐室對摩尼教的態度發生了改變。會昌元年 (公元841年)，唐室即已禁止摩尼教在江淮傳教；兩年後，又下令廢全國摩尼寺，京城女摩尼72人死，而回紇諸摩尼配流諸道，死者大半。會昌五年滅佛之前，摩尼教已首當其衝，先於景教、祅教遭禁製，且史書記載亦甚為詳細，可見摩尼教在唐代後期聲勢頗盛。
由於摩尼教失去與西域總部的聯係，又處非法地位，故多各自為政，難有統一的組織但其影響並未斷絕，漸轉成地下秘密宗教，。根據唐之後的史料，摩尼教盡管遭受致命打擊，但其經書畫像尚存，民間還自行傳習。不過，對官府的迫害顯然心有餘悸，所以多加變通掩飾。知識階層信奉其教者，多崇尚該教之自律苦行精神，站在儒釋道之角度，吸收該教的合理成分，自成其一宗。這些知識教徒效法佛寺道觀，陸續建立了一些明教寺院，隱居其中，自我修持，坐而論道。這些寺院，最著名的有建於宋初或五代，位於浙江的崇壽宮。該宮今已不存，但建於元代，位於福建泉州市晉江縣華表山麓的草庵，則尚完好保存著，裏邊還有教主摩尼的摩崖石刻浮雕像。就迄今世界考古的發現，草庵是當今世界保存下來的唯一摩尼教寺。
到後來還發展成民變的旗幟，五代、宋、元農民起義常利用為組織的工具。尊張角為教祖，敬摩尼(或譯作“牟尼”)為光明之神，並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講究團結互助，稱為一家；認為世上光明力量終必戰勝黑暗力量。五代梁貞明六年(920)母乙以此發動起義。兩宋時流行於淮南、兩浙、江東、江西、福建等地，不斷組織農民起義，最著名的有方臘起義、王念經起義。而在元代，也就是 《倚天屠龍記》故事發生的時代，無論是寺院式的明教，抑或秘密結社式的明教，都相當蓬勃。有的學者認為這是摩尼教在中國的中興。
摩尼：Mani，216年-274年，是摩尼教的創始人。母親滿豔與波斯的安息王室有親戚關係。摩尼誕生於巴比倫北部的瑪第奴。該教雖然今天已絕跡，然而在鼎盛時期其教徒人數卻很多。
（三） 白蓮教大起義——揭開神秘宗教的麵紗
1、白蓮教簡介
白蓮教是一種流傳於民間的秘密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彌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種宗教混合演變而成的。它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時代或者更早一些。
南宋紹興三年（1133 ），江蘇吳郡沙門茅子元創立白蓮宗，初為佛教一支，教義源於淨土宗，崇奉阿彌陀佛（無量壽佛）。該教信徒因“謹蔥乳，不殺不飲酒”，被稱為白蓮教。
到了元代，該教滲入了其他宗教觀念，主要是彌勒下生說，逐漸轉為崇奉彌勒佛，改稱白蓮教。早期的白蓮教崇奉阿彌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合稱五戒）以求往生西方淨土，教義與淨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繪製《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用佛像、圖形和比喻來解說佛土的高低；簡化並統一前人製作的念佛修懺儀式，製定《白蓮晨朝懺儀》。先前的淨土結社，參加者之間隻是鬆弛的社友關係，社與社互不相屬，茅子元將其改為師徒傳授、宗門相屬。他在昆山澱山湖建白蓮懺堂，自稱導師，坐受眾拜，又規定徒眾以“普覺妙道”四字命名，從而建立了一個比較定型的教門。
白蓮教從創始到清代中葉的幾百年中，始終不是以正統宗教被尊崇，而是作為異教被排斥。它的教儀簡單，經卷比較通俗易懂，深為下層人民所歡迎，並且常被利用做為組織 人民反抗封建壓迫的工具。元末以來，許多人以此為遮蓋，發動了多次農民起義。
白蓮教規定信教者戒酒、戒葷，“不殺”、“不淫”、“不盜’、“不妄”等，其中以不殺為主。它號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個半僧半俗的秘密團體。一般說來這種結社組織，在北方叫做“邑”、“會”，在江南叫“會”、“社”。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燒香、誦偈(即寶卷)、信奉彌勒佛和明王。
白蓮教教徒主要特征是燒香、誦偈（即寶卷），信奉彌勒佛和明王。他們的經典有《彌勒下生經》、《大小明王出世經》等等，為了適應下層百姓白天勞動的實際情況，白蓮教徒多是“夜聚曉散”，願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製，不分貧富、姓別、年齡，男女老少隻要願意均可加入，“男女雜處”。到了明末清初，白蓮教逐漸在教理方麵趨於完備，教義也更加體係化。
白蓮教教義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兩種互相鬥爭的勢力，叫做明暗兩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惡與不合理。這兩方麵，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在不斷地進行鬥爭。彌勒佛降世後，光明就將最終戰勝黑暗。這就是所謂“青陽”、“紅陽”、“白陽”的“三際”。教徒們侍奉“無生老母”，信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八字真言。無生老母是上天無生無滅的古佛，她要度化塵世的兒女返歸天界，免遭劫難，這個天界便是真空家鄉。無生老母先後派燃燈佛、釋迎牟尼佛、彌勒佛下去。他們分別在每一時期統治著人類世界。
2、白蓮教大起義的過程
白蓮教的組織到了清代分布很廣，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尤其是直隸、山東、山西、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安徽等最為活躍。各階層人民踴躍參加，在農村中則有“鄉約吃教”，在城鎮、集市則有“差役書辦吃教”。當時教門派別很多，有清茶門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紅陽教、白陽教、老君門教、大乘教、清香教、圓頓教、八針教、大陽教等五花八門，其少許多教派都是白蓮教的支派。白蓮教擁有的群眾最多，影響最大。它本身又分為許多別支，各以教主、首領為中心，組織相當複雜。領導人的名稱也很多，有“祖師”、“師父”、“老掌櫃”、“少掌櫃”、“掌教元帥”、“先鋒”等等。它的這種組織形式，適應於秘密傳教，分散活動。
白蓮教的教主和首領們利用白蓮教經文中反對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終必將戰勝黑暗的教義，宣傳“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無光”，“黃天將死．蒼天將生”，“世界必一大變”。他們還號召信徒以四海為家，把教友關係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關係，號召同教互通財物，互相幫助，男女平等。這些口號直接反映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對貧苦農民有極大的吸引力，發展非常迅速，成為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陽地區的白蓮教首領齊林、王聰兒、宋之清、樊學明等商定於正月元宵燈節，趁萬民觀燈、官府疏於戒備之機舉行起義，為此並派出許多名骨幹，到湖北各地，串聯各地教眾屆時響應，不幸事泄，齊林、宋之清等一百多名骨幹慘遭殺害。劉之協、王聰兒幸免於難．王聰兒藏身於襄陽郊區一座叫青蓮庵的尼姑廟中。
不久湖北各地的教眾又秘密商議在嘉慶元年(1796年)三月十日同時舉行起義。但因清政府搜捕白蓮教徒非常嚴酷，前麵已提及的常丹葵、戴如煌就是一例。在這些酷吏的勒索盤剝下，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舉行了“奪犯毆差”[69]的鬥爭，但遭到清統治者血腥鎮壓。湖北人民隻有提前行動。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日，在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溫泉窯一帶爆發了張正謨、聶傑人等領導的起義，揭開了這次大起義的序幕。
張正謨、聶傑人首先發難，其他地區接踵而起。枝江的劉盛鳴、長陽的林之華、覃加耀、黃廷柱，宜都的曾廣寧等人都相繼起義響應。二月十五日當陽教眾在楊起元領導下，殺掉縣令，占領了整個縣城。緊接著在來風、竹山、東湖、遠安、保康、宣恩、鹹豐、龍山等地都爆發了起義。三月初，襄陽、樊城一帶的人民在王聰兒、姚之富、王廷詔、劉啟榮、樊人傑：張漢潮、張天倫、王光祖、高均德等領導下，在襄陽郊區黃龍擋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魯維誌等領導下起兵響應。 襄陽起義軍在湖北各路起義軍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聲望最高。就是在白蓮教中論師徒關係，也是各地起義軍中輩數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義軍 的主力。
這次起義發展如此之快，絕不是偶然的。它是白蓮教組織力量壯大，起義條件已經成熟的結果。清政府的大規模逮捕和大肆屠殺以及地方官吏的種種苛逼，則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湖北起義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陝西、河南等省。嘉慶元年(1796年)十月，達州爆發了徐天德、王登廷領導的起義，東鄉(今宣漢)爆發了冷天祿、王三槐領導的起義，接著又發生了太平孫賜俸、龍紹周等人領導的起義。十一月，馮得仕、林開泰、翁祿玉也在陝西安康、米溪領導人舉起義。十二月，羅其清、苟文明、冉文儔、鮮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別在巴州、通江等地起事。不到一年，湖北、陝西到處燃起了起義烽火，清軍顧此失彼，連吃敗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