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熟了。瓜農把自家那五畝地的西瓜定了一個價格，兩毛五一斤，至少第一筆生意要按這個價格賣。瓜商上門來收購，價格最後出到了兩毛四，瓜農想了想，沒有達到自己定的價，決定還是不賣，生意談崩了。
一夜之間，黃河發水，五畝地的西瓜全被淹了。
那是1995年，渭河發水。新任的省委書記安啟元從渭南下車，“從這裏開始，我們都穿長筒膠鞋，由當地的專員陪著，沿渭河的河堤往下遊走。”安啟元說那位瓜農無所顧忌的哭聲讓他知道了悲情，“就一分錢啊！舍不得，結果什麼都沒有了”。九年之後，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安啟元跟記者講述的第一個故事，是一個感歎，“一分錢啊！”從渭南走到了華縣，晚上又走到了華陰。在這一整天的行走中，安啟元最強烈的印象是農民真窮，“你想象不到。”
陝西臨潼人安啟元，大學畢業後便離開了陝西，“去了甘肅，又去了東三省，終於在黑龍江大慶找到石油”，大慶石油會戰時，安啟元任總部第一采油指揮部油礦礦長、井下技術作業處處長，“此後援外去了阿爾巴尼亞，又回大慶，然後去河北、河南”。西北大學地質係畢業的安啟元，工作一直“都沒有脫離專業”，總是在找石油。唐山地震後，安啟元進了北京，任國家地震局局長，這一任就是12年。1988年，安啟元終於回到陝西，被任命為西安市市委書記，稍後又調回北京，1994年，被任命為省委書記的安啟元再次回到陝西。“我真正在陝西工作的時間，要比我在外麵工作的時間短得多”，即使這樣，安啟元仍然很直接地感受到，“渭河是陝西的大問題。哪任領導都關心，問題是沒有正式解決的渠道”。
少了一分錢都舍不得賣西瓜的農民，讓安啟元有足夠的印象。“我每年都去那一帶考察，這裏麵的問題實在是很複雜”。
渭河的複雜性在於，陝西省水利廳副總工程師吳建民介紹說：“我們查過幾乎所有的曆史資料，未建三門峽大壩之前，渭河的水量是充裕的。三、四十年代進入西安，一般的選擇是從潼關上船，沿渭河而上。由此可見河水是很豐富的。”
渭河流經陝西的這一帶，被稱為關中地區，這裏集中了陝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業總產值，但是渭河水逐年減少。吳建民概括說渭河，“上麵幹了，中間黑了，下麵淤了。也就是說，上遊來水逐年減少，中遊汙染嚴重，而下遊由於三門峽大壩的興建抬高了水位，使得渭河水流不暢。一旦發水，即成洪災。”渭河流域，平常水少，一旦來水，即成大災。
洪災因其突發性，自然最引起安啟元的關注。“那年發水，我們安排演出以安定災民的情緒，第一天還有點人看，第二天基本上沒人。你想想，老百姓家都沒了，誰還有心思看演出？政府能夠救濟也隻是一時而已，而農民卻是一代幾代人要過生活。”
說到自己那段省委書記生涯時，“當時痛感農民之苦，但由於我並非學水利出身，所以一直在醞釀”。1998年從書記之位退下來，任陝西省政協主席之後，安啟元說：“有了兩年時間的深入思索，這個問題越來越清晰。”
1999年，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考察陝西水利建設情況，在座談會上錢說起重估三門峽工程的事情；“當時她也僅僅一說而已”。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朱振義告訴記者，我由三門峽想到渭河治理。把這個想法跟安主席彙報後，他很支持。接下來，再與錢正英溝通，同樣獲得支持。安啟元終於找到“正式渠道”來解決他一直希望解決的問題。即使曾任省委書記之職，而且當時還是省政協主席，安啟元向記者感歎，“在中國辦事，要講策略，要善於等待，不能灰心”。
第二年，在2000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安啟元向大會遞交了“綜合治理渭河流域”的提案。正是因為這一提案，安啟元開始激活了各方力量，使之參與到對三門峽價值的重估過程。
如果從水利專業的角度觀察，吳建民介紹說：“過去一直的慣例是，水利工程建設，國家負責大江大河，即主要為幹流的治理投資。像渭河這樣的支流，一般會納入黃河治理的盤子裏來考慮。過去很難想象會把它的治理單獨拿出來。”但2001年，安啟元的政協提案即針對於此，“渭河治理納入國家‘十五’重點工程”。
接受采訪時，安啟元很坦然，“我個人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解決渭河治理問題，減少這裏的災害，讓農民不再那麼苦。三門峽問題，是為了解決渭河問題不得不麵對的難題”。
2001年10月，針對安啟元的提案，錢正英率全國政協、中國工程院陝西渭河流域考察團抵達陝西，其中包括兩院院士張光鬥與潘家錚。記者後來在一份錢正英個人撰寫的彙報材料上看到，“在三門峽工程興建過程中，我任水利部副部長、部長，對這一工程，我是負有責任的。”錢正英作為三門峽工程當時參與決策的人物之一，相關人士在接受記者來訪時回憶說：“她說這個工程是考驗我們有沒有能力改正自己錯誤的一項工程”。有實際參與三門峽工程經曆的錢正英與張光鬥，顯然其心理背景與安啟元有著不同，但共同的是，“努力解決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