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之失
即使非常偉大的人物，也有其失誤之處。尤其成為曆史人物以後，便沒有許多現實的顧慮，可以進行客觀地科學分析，也許更接近於實事求是的評價。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句話還是很有真理性的。
收在《古文觀止》裏的前後《出師表》，是諸葛亮最廣為人知的文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從這兩句話延伸出來的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便構成諸葛亮垂範千世的至善品格，被萬人景仰的忠誠典範。
所以，文學這東西，它要渲染起來的話，挺能打動人心的。我們管這種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結果，往往就有一葉障目的弊端。前後《出師表》的感情，當然是真摯的，表達諸葛亮的耿耿忠心，簡直溢於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國當時的內外狀況，剛剛勞師遠征，七擒孟獲歸來，諸葛亮就要揮戈北上，這兩篇動員令，從給蜀國所造成的後果看，就頗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他一不顧國力強弱，二不顧民心向背，三不顧敵方虛實，四不顧周邊環境，就要向曹魏挑戰，實屬冒進行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領袖，都有因冒進而吃苦頭的教訓，而吃了苦頭，還繼續冒進，再吃更大的苦頭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連阿鬥也勸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人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鬥當皇帝後，可算是一無可取的庸才，獨有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雖然他的出發點並不是正確的。可惜他這個皇帝是個傀儡，如果說話算數，休養生息，修邊固防，也許還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諸葛亮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勞軍擾民，內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麵，也不能長久。
《蜀記》裏記載：“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靖百姓，而好開辟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5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這都是與諸葛亮同時代，或稍後一點的人士，對於他頻繁北伐的議論，可見當時有識之士，對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為然的。諸葛亮罔顧國力，頻繁出擊，實在是由於他太過於自信自負。但這種心理失衡者，豈止孔明一人，凡領袖群倫者，一旦成為人譽自詡的濟世之才，便有一種功名欲、不朽欲、樹碑欲；甚至像文壇這麼一個其實沒有什麼戲唱的場合，也有人來不及地給自己蓋個廟，以便活著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認為曹操死後，魏國再無足堪較量的對手，過於輕敵，過於躁急，打開蜀國的封鎖局麵；當然，這也是他過於相信自己萬能，過於追求不朽聲名的結果。
這種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後許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萬世的情結。哪怕傾家蕩產，禍國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曆史的長卷中，給自己樹一塊碑石。諸葛亮的出兵漢中，絕對是他的性格悲劇所造成的。由於他位極人臣，權重一國，自然無人能夠左右他，結果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大家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終的失敗，無法挽救。
美籍華人作家聶華苓來北京，適張賢亮也在，合影留念。
所以，他的親信馬謖認為“平南方回，軍馬疲敝，隻宜存恤，豈可複遠征？”是聽不進去的。譙周的苦諫，“何故強為”？他同樣不以為然，甚至連毫無頭腦的後主阿鬥，不解地提出疑問，也都阻止不了他北進的意願。
這樣一意孤行，置蜀國於死地，恐怕是這個偉大人物的大錯了。
他若是如張儼所說，不將國力消耗殆盡的話，蜀與魏之爭也許是另外的結果。
馬謖之死
西蜀最後敗亡於晉時，戶28萬，官吏數為4萬，而吳降晉時，戶52萬，但官吏隻有3.2萬。這樣一個頭重腳輕的國家，怎能不失敗呢？由此看，諸葛亮留下的臃腫的官僚機構，實在是蜀國的累贅。但有如此數量的幹部隊伍，可諸葛亮直到臨死，也沒有物色到一個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實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五丈原彌留之際，還在遺憾：“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也就隻有薑維，勉強夠格，真是夠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太精明的領導，便光看到下屬的缺點和不足了。所以，“大樹底下不長草”，是很有一點道理的。孔明最後弄到文臣武將，難以為繼的局麵，看來並非西蜀無人，而是他不讓人才脫穎而出罷了。在文壇上，也是這樣，若抱著一種流派，摟著一位宗師，即使衣缽相傳，袈裟在身，而不求自己的出息，永遠做跟屁蟲，大抵是難有成就的。用人和被人用，其中有相輔相成的辯證法。
所以，國家成敗，係於君臣，戰爭勝負，決定在將士，缺一不可。但，會用人，更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