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4年，北隋治書侍禦史李諤，認為“當時屬文，體尚輕薄”，於是上書隋文帝楊堅，要求領導采取一些措施。從此人職務上的“治書”二字看，顯然是政府裏主管文化方麵的官員了。
大凡帝王跟前的這類文人，特別容易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稍有風吹草動，立刻會敏感地噤起鼻子，東聞西嗅，尋找動向。他說：“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霧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此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李諤，也真是好一個了得，一下子尋本追源，把賬算到了200多年前的“魏之三祖”的魏晉文學上。九泉下的曹操、曹丕、曹睿，被他這樣一上綱，實在是一頭霧水，很莫明其妙，兒孫不爭氣，與老祖宗何幹？
從曆史上看，“左”一點也是要比右一點得便宜，他因此得名，在《隋書》裏，作為正人君子的形象，有傳存焉。其實，此公心地不怎麼樣良善，看列傳裏他的一些作為，估計他是一位麵色永遠鐵青，終日不苟言笑，以整頓世風為己任的清教徒。這類“左”大爺哪個朝代都會出現的，而且總在上風頭站著。他曾經鼓搗楊堅發布了一個五品以上官員死後，其妻妾不得改醮的命令，居然明文立法，強迫婦女守寡，可見其是多麼令人憎惡了。因此，這個道德狂，沒事找事，上書隋文帝整頓文風，規範士子，是做文化警察的這類人再正常不過的舉動。
要不然，這世界太太平了，他不就失業了嘛！
楊堅本人，生性忌刻，不喜詞華，一覽李先生的奏章，認為正合孤意，隨即下令全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不許繁文縟節，玩弄詞藻。湊巧有個倒黴鬼碰上了槍口，“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這位刺史本想露一手，結果卻因自己的駢體文、四六句做得太出色，而交付檢察機關定罪。玩文學，玩不好，而玩出漏子來，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有什麼辦法呢？司馬先生隻好為他的漂亮文章蹲班房了。
李諤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開展文化批判，也並非絕對的無的放矢。當其時也，文學之矯情造作，華而不實，玄虛無物，誇浮偽飾，已成文人筆下的痼疾，也實在令人搖頭。與他同朝做官的學者顏之推，此人先在南梁為仕，後在北齊做官，最終在隋朝任太子學士，可謂見多識廣，他在他的著作《家訓》中，講到南北朝時的文風時，也是嗟歎不已，很不讚成的。
他舉例說：
“近在並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佻弊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婦人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為餌者，遞共吹噓。”因此，顏之推說：“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所歸，或無要會。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
日本作家加賀乙彥陪我逛富士電視台，走累了，歇一歇。
買一條驢的字契，寫滿了三大紙張，還沒有提到一個驢字，若放在今日文壇，各色新潮評論家不賜以這位博士超現實主義大師的桂冠才怪。而從舉例中所說的“虛相讚說，招延聲譽，交諸名士，遞共吹噓”來看，和時下常見的有償評論、被雇吹捧、收費叫好、紅包文章等等手法，如出一轍。事隔千年，似乎曆史被定格了一樣，也真令人扼腕。看來，文學雖然進步，但作家們求名自售時的不擇手段與無恥無賴，甚至顯得更為下作。
但這一切的墮落，與魏之三祖，和以他們為代表的魏晉文學無關，他們並不應負南北朝文風頹靡之責，這是李諤錯誤的判斷。任何事物，包括文學的潮流，哪怕具有極好的開始，也會因緣時會，而產生出完全背離初意的後果。新時期文學的性描寫泛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其規律似乎是這樣的：第一位作家剛剛才寫到女人的臉，第二位作家就會寫女人的胸，第三位一定來不及地寫女人的性器官，他還未落筆，第四位勇敢者寫性交的作品就會在地攤上出現。甚至有位老作家也忽然不甘寂寞，竟學起滿清遺老辜鴻銘先生，大寫女人的秀足，看來不僅弗洛依德，而且與辜先生同具嗜蓮之癖，也算無獨有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