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8年的一個夏天的雨後清晨，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巨人，再一次受到貶斥，從已經謫放多年的嶺南，渡瓊州海峽，往海南島的昌化軍安置。在宋代，海南島不像現在這樣風光，而是朝廷發配刑徒的邊鄙之地。把這位文豪流放到荒蕪不毛、人煙稀少、瘴霧肆虐、土地貧瘠的儋耳，實際上是讓他老死海南，永不回還的了。
流放，是與砍頭差不多的刑罰，兩者的區別，一是立刻斃命，一是慢慢死亡而已。曆代中國不聽話的文人，受此處置者多，讓你不死不活，而活著比死還難受。縱觀世界，好像各國統治者都很喜歡采用這種不馬上傷筋動骨的辦法，俄國沙皇就把赫爾岑送到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裏去。宋代，因為北方在異族手裏統治著，就隻好往大陸南端的蠻鄉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中國的皇帝，盡管事實上大興文字獄，收拾知識分子，但不願承認自己是暴君。帝王們很明白，殺頭固然簡便快捷，但為此承擔後民沒完沒了的唾棄，還不如采用使其自斃的辦法較好。把那些總跟皇上過不去，總跟當局唱反調，總愛發出不同聲音的作家、詩人，送到遙遠的邊陲，一去不回，讓他們在那裏謀生維艱，饔食不繼，恐怕就湧不上來詩情和文思，也就沒工夫和沒力氣寫那些皇帝不喜歡的東西了。
於是，一紙流放海南的文書，從開封急遞惠州，年已52歲的這位大文人，風雨兼程，由雷州半島那煙雨蒙蒙的徐聞港登船，踏上他生平第三次的流放途程。在大陸南端的這片海域上，曾經不勝榮幸地，有兩位在文學史上屬於重量級的人物泛舟而過，給這片蔚藍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經過這裏往交趾探望受他牽連而被謫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颶風，不幸溺水，驚恐而死。但四百年後，第二位大文豪途經這片海域時，本來還是雨急風驟、驚濤駭浪的天氣，現在，突然變得平靜而又溫柔，雲消雨散，風平浪靜，一葉扁舟，揚帆急駛。站立船首眺望的寬服高笠、長髯廣額的長者，就是第三次被朝廷放逐的蘇東坡。
東坡先生當然留戀著身後漸漸遠去的雷州半島，那裏大概還癡癡站立著剛剛握別的弟弟蘇轍。但眼前雲水盡處的新天地，更吸引著他。他不禁吟誦起他幾天前寫成的給他弟弟的詩，其中表露出這樣的胸懷：“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古真吾鄉。”這恐怕又要讓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書省官員大大地感到失望了。這一幫小人，以為他會厭絕這蠻夷未化、瘴氣彌漫的島嶼，並因而一蹶不振。哪裏想到一個精神上的巨人，絕非蟲彘們那些卑汙伎倆所能壓倒的。他還未踏上海南島，已經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從此永遠住下去，把這裏當做他的故鄉了。
當初，他們竄掇皇帝，將他遠戍惠州，以為能挫折蘇軾的豪放不羈的膽氣，能摧敗他海內仰慕的文學聲名，能使他噤若寒蟬，銷聲匿跡，再也不能鋒芒畢露，所向披靡。誰知他根本沒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情致更佳，詩興不減，佳作泉湧，文章尤健。這些在嶺南的筆墨，不僅抄錄者多，刻印者眾，而且很快傳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時間，“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那時，不但整個中國都在詠讀他的詩篇，傳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開封住著的外國使者、商賈，來求學的朝鮮、日本、西域人，也不惜重金收購他的文籍。
那些整不倒他的官員們同行們，臉皮發青，氣急敗壞。翻一翻《宋史》，當然也不僅這部史書，凡整人為業者，無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國的小人手中有權時，便要居心叵測地想法整人，即使失勢旁落，也會挾嫌報複，一息尚存，便咬人不已。因為他們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輩子，成了一種職業病，不整人，手癢，不咬人，牙更癢。所以，他們發現這位東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還挺自在，到處發表文章，經常出席飯局，仍有海外影響，書籍屢禁不止，就歇斯底裏起來，更瘋狂地整他了。開封城裏中書省的小人們，簡直坐臥不安地告禦狀，打報告，於是將他第三次發配。當他們簽發這份流放令時，肯定是竊竊私喜，心底暗笑。這下子，你蘇東坡的文學影響，將壓縮到最小範圍；而且，讓你在那個島上，生活無著，吃足苦頭，不死也得剝層皮。
小人發出猙獰的笑聲，正直的人就要遭難了。
所有敢對大師發難的小人物，都有一種性變態式的施虐欲，而如果這個小人物同時又是舞文弄墨的作家或詩人，那麼，報複心理便愈益的強烈可怕。“文革”期間，一些有聲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鬥，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氣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個證明。蘇東坡的對立麵，從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都是文人。而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就要更多一份刁鑽促狹的齷齪心理。他們因為寫不出，寫不好，而手中握有權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憤。休看他們在文學上無力較一短長，在整人上倒頗有才氣。十年浩劫中，寫作班子、大批判組，都用他們當筆杆子，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他們能夠把蘇東坡發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為交通阻絕，音耗不通，就可以把他從精神上摧毀，文學也就終結了。但小人們失算了，蘇東坡那不羈的獨立人格，洋溢的文學力量，以及在讀者心中的地位，決不是一紙命令能夠左右的。對於真正意義的作家來說，天涯何處無芳草，隻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學的生命力就不會衰敗，創作的源泉自然更不會枯竭。莎士比亞雖然不得不聽命於伊麗莎白女王的某個侍從，達·芬奇也曾屈服於佛羅倫薩教堂的哪位修士。曆史有時會出現小醜指揮大師的場麵，不過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換的，小醜永遠是小醜，絕不會因為他淩辱過大師，他也會成為大師的。
但像蘇東坡這樣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惡勢力低頭的大師，“忠規讜論，挺挺大節”（《宋史本傳》），幾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輩，無不具有侵略性，他們從來就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擾生事，不無事生非，他們就不快樂。蘇東坡的一輩子，“為小人忌惡擠排”（《宋史本傳》），幾乎都是在小人的圍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這些小人加文人的對手們打得落花流水。蘇軾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固然造就了他文學的成熟，但也鑄成了他一次大獄、三次流放、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的終生悲劇。
小人之可怕，就在於他們像血管裏的粥樣硬化沉積物一樣，最後會摧毀整個社會。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覲序》中說過：“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實，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罷了，他們是封建社會裏知識分子的苦難之源。試想皇帝會有時間和興趣看那麼多文學作品嗎？他應付後宮裏那些性饑渴的女人，已經夠疲於奔命的了，還不是這些文學小人在皇帝耳朵旁邊，檢舉揭發、告密陷害、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的結果？因為嚴酷統治的社會機製，根本沒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於鑽營者，必須尋找無辜者為犧牲，來染紅自己的頂子，於是，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過的靶子了。第一，他們善良，通常不設防；第二，他們天真，缺乏鬥爭經驗；第三，他們憂國憂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蘇軾被抓到開封坐牢，不就因為他的《詠古檜》詩裏有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便告他一個惡毒攻擊皇上的罪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