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無名氏的小說都帶有濃厚的歐化色彩和些許的異國情調，這也可以說是其追求文學和生活的“現代性”的一種獨特表現形式。主流文學的現代性觀念可稱作是一種“時間現代性”，從這種直線向前、不可逆轉的“現代性”曆史觀念出發，它強調的是中國社會的“時間滯後性”，將中國社會界定為一種“中古社會”。陳獨秀將世界文明曆史分為古代、近代、現代，將中西的差距視為是曆史的差距，根據進化原則判定“孰為新鮮活潑，敦為陳腐朽敗”。因而提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急起直追以民主、科學並重”的啟蒙主義新文化主張。姑且不論這種西化論者的現代性想象是否存在“後殖民”問題，它的直接結果是把傳統和現代、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衝突空前激進化了，使兩者成了一種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緊張關係。它的“現代性”想象立足於一種世界主義、普遍主義的現代性觀念之上，並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施加了一種文化上的壓力：即不甩掉中國文化傳統這一重負，“現代化”即無從談起。“時間現代性”的關鍵之處在於它確立了一種什麼是“最合理的文化”的標準？“什麼是對於‘人’來說最好的生活”的標準？這樣的絕對化、理性化的價值評判標準。依此判斷，“全盤西化”就成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因為在他們看來“西化”就是“現代化”，而“現代化”就代表著人的最合理的生活，這是一種一元論的絕對主義價值觀的集中體現。而徐和無名氏小說中的“現代性”則主要表現為一種“空間”意義上的現代性，它將中國和西方置於一個共時性的框架之中，關注的是中西文化的差異，風土、人情的差異，生活方式的差異。並沒有也不同意將其作文化上的優劣之分，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客觀的事實存在來平等地看待的，這是立足於一種文化相對主義觀念之上的立場。徐是到過歐美，周遊列國的人，他寫過不少談中西差異的文章：如《論中西的人情》、《論中西的風景觀》、《談中西藝術》、《西洋的宗教情感與文化》等，在這些篇幅不長的短文裏，作家娓娓而談、講述他所耳聞目睹，親曆、體驗的中西之別，既無“西化論”者的疾言厲色，又無辜鴻鳴之類刻意倒行逆施的文化“遺老”氣，流露出一種在“五四人”中所罕有的平和、通達之氣。甚至他對於中國傳統的“風水”說，也不乏“了解之同情”，認為“風水”這東西以後流於“迷信”，其實起源怕還是出於與自然的關係……或是出於一種美的考慮。徐也曾談到“中西文化論爭”的問題，但他認為所討論的問題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前些年中國文壇就討論過中國應否完全接受西洋文明，我當時沒有發表過什麼話，因為我感到這個題目根本就不好。中國是在向前推進的國家，自然中國應接受現代的文明，這現代文明是現代的時代精神，西方不過比我早接受幾年而已。我們要推動這精神，借助於西洋也是必然的，但一定要依樣畫葫蘆，那麼”畫虎不成反類狗“是很可能的結果……各國都有它自己的個性，為什麼中國不直接接受這個時代的文明，而要間接的向西洋摹仿？”徐立論不專在“時間滯後性”和“空間特異上”上著眼，而是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共時性的框架中來看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問題，強調順應時代，尋找中國自身的現代化方式，這正表現出他的現代性想象帶有空間現代性的特質。
“時間現代性”強調的是時間和曆史的優先性，具體到文學，強調文學是一種曆史的進化過程，文學從屬於時代，“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這就相對忽視了文學共時性的審美存在特性，而導致文學的曆史化。“空間現代性”強調的是文學的超曆史的審美特性，認為中西之別是一種共時性框架下的空間差異，具體到文學而言也就是種族、環境差異，東西文化差異。在“時間現代性”觀念中，空間被看成是自然的、死寂的、不動的存在，而賦予時間以豐富、多產、富有活力的特性，這種對空間意義的壓抑引起了後現代主義者如福柯、伯格等人的注意，福柯強調了空間的非自然的社會生成屬性，並且認為：“目前的時代，可能基本上是空間的時代。我們正處於同時性的時代：我們身處並置的時代、比肩的時代、星羅散布的時代。我相信我們正處於一個時刻，在其中我們關於世界的經驗，比較不是隨時間展開的長遠生命，而是一種連結各點，並且與自身的經緯相互交錯的網絡。”徐、無名氏當時雖然距福柯所說的時代尚遠，但他們對主導文學話語一味強調時間性、曆史性而忽略空間性的問題卻有一定的認識，並以其創作進行了反撥。
徐有不少直接描寫西方人和異國生活的小說，都是在中西共時性的框架下進行的：如《猶太的彗星》、《阿拉伯海的女神》、《吉普賽的誘惑》、《荒謬的英法海峽》、《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等。這些小說以其濃鬱的異國情調引人注意，滿足了讀者的浪漫幻想。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浪漫派”都有對異國風情的向往。這與他們對當下、現實的生活的厭惡、反感和對未來異樣生活的向往、憧憬有關。此所謂“生活在別處”，蘭坡的這句話是確道出了浪漫派的心靈奧秘。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希望能在中國尋找一種“原始、自然狀態”，將中國視為“人類的童年時代”；是反抗西方“現代性文化危機”的一種異樣的文化資源。而中國的浪漫主義者描寫西方則是一種“現代性”的異樣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西方的現代文明、現代生活方式構成對中國生活的一個全新的、現代的參照係統。徐的異國情調小說幾乎每篇都出現一個迥異於中國女性的、動人的西方女性形象：如《猶太的彗星》中的猶太女子凱撒玲，英武豪邁而又熱情開放；《吉普賽的誘惑》中的吉普賽女郎，羅拉，人情練達而又灑脫自然；《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海蘭，美麗溫柔，是基督教博愛犧牲精神的化身；《荒謬的英法海峽》則以西方的一個海中孤島為依托，虛構了一個浪漫自由的烏托邦王國。在徐的眼中，西方的已經“現代”了的社會，也有“人性的枷鎖”，正如《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冷漠、陰森的古堡家庭”，是人性致病的根源。解脫之道就在於回歸自然，以愛和美來拯救世界。所以這篇小說雖也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影響，但其精神內核仍是一種浪漫主義理想，徐通過這些異國情調小說，集中表達了他的“現代性”想象：在這種想象中，“中國”和“西方”幾乎同步的，人類的共性遠大於它的殊性，他們都麵臨著共同的問題，也都抱有共同的希望。所以，它與“時代主導文學”的現代性想象的區別在於它不把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對立起來，不是要以某種現代性的啟蒙、革命原則去指導社會實踐，而是構造出一個與現實相反的、虛構的藝術世界，一個愛和美的烏托邦，營造、開辟一種夢幻的精神空間，來寄寓他對人生的期望。如果說前者是“藥”，是“醫舊弊之藥石，造新生之律梁”的救世良方；而後者則是“酒”，是一種“美”的微醺，“愛”的沉醉，是擺脫現實困擾的一種一種慰藉之道、超越之方。前者之偏，易流於非理性的“狂熱”；後者之偏，易流於自我“沉醉”。然而“沉醉”卻似乎較“狂熱”為害少。所謂“沉醉”亦即對人生無法解決的根本問題的虛幻性解決，它根源於人自身的有限性，因為人不是萬能的，現實世界也不就是天國。要建成人間天堂的“狂熱”，可能會將人間變成“地獄”，釀成禪宗偈語所說的“瞎卻頂門眼，錯認定盤星，一盲率眾盲，舍身又拚命”的慘劇。20世紀的世界，患這種“狂熱”之疾的事情極多，最嚴重的是德國法西斯主義在“國家社會主義”旗號下搞的“排猶主義的種族滅絕運動”。經曆過這樣的大慘劇之後，西方神學家痛定思痛，給予信徒的最大告誡就是：除非你自己親耳聽到了上帝的召喚，否則便隻能安於人間的世俗倫理生活。也就是最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化身為“神”的“僭主”的鼓噪和煽惑，像在現代為獲甚烈的邪教一樣。“此世運動的神聖化”所帶來的災難，甚至要遠大於為真正的“宗教”或藝術所“沉醉”的不完美的庸常生活。所謂“沉醉”也就是認同人的本質的有限性，而放棄那種理性至上的傲慢和一意孤行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