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的產生、發展與演化都是與一定曆史時期的閑情文化聯係在一起的。不能引起人的日常生活變化的文化不是一種有真正影響力的文化。在許多情況下，新的文化領域的開拓與挖掘往往是以閑情文化作為先導的，而一種文化的沒落和消亡也往往由其所派生的閑情文化來向時代作最後的告別。日常生活的改變是社會最根本、最內在的改變。隻要閑情文化還存在就說明它所依附的那種文化還沒被真正消滅，或人對於它還有一種內在的需求。大動蕩時代是一個新舊更替迅速的時代、社會環境急劇變換的時代，七、八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就足以讓人產生隔世之感。在這種走馬燈式的變幻的社會中，文化的傳承就會遇到莫大的危機，因為任何激進文化都是“以革傳統之命”來開道的，傳統的守護者往往會成為進步的絆腳石而被清洗。而為其信奉的“文化”所化的人就會成為這種文化的“守夜人”，默默擔負起文化傳承的使命。這種角色往往是由這個時代相對超脫於時代政治的“中間派”的知識分子擔承的。同樣，無名氏也認為擔負著文化傳承使命恰恰是時代的作為“中間分子”的知識分子。無名氏在四十年代就這樣說過：“在任何時代，中間分子總盡了很大貢獻，他們往往幾乎是文化的保姆，假如有一個時代不容中間分子存在了，這就是文化倒退的時代”。這段話頗有點一語中讖的預言的味道，事實也正是如此，在一個泛政治化的社會裏，隻剩下了兩類人物：“敵人”和“朋友”，隻遵循一種邏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這樣中間分子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被動地卷入兩極對立之中，“文化”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為人類所共享的“文化”，變成了非左即右、“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中間狀態是不存在的”政治教條，文明的倒退就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了。那種與文明共生的閑情文化的精致、優雅、飄逸、空靈也就無處安身了。
沉溺於閑情文化的優雅、飄逸、浪漫、夢幻之中，總還是帶有一些遁世色彩。龔自珍曾把自己的閑情逸致說成是“借瑣耗奇”，正表現一種難以直麵現實，正視人生的隱痛；民國初年的魯迅也有他的十年沉默時期，靠讀佛經和抄古碑來打發時間，以求“沉入到古代去，沉入到國民中去”，暫時忘卻精神上的苦痛。對於無名氏在戰火翻飛、天地翻覆時代所沉迷的浪漫之夢，他的戀人塔瑪拉曾給以這樣的當頭棒喝：“信！信！他（指無名氏）永遠像寫小說似地寫信……整個大陸充滿火焰。全中國變成兩個世界……他還是寫那些夢幻的信……整個時代正在發狂的砸碎一切現存事物，哪裏能給你彌補機會？”無名氏在1948年的最後一天在上海告別了塔瑪拉。因為對塔瑪拉的兩次失敗的婚姻心存芥蒂，所以他逃避了塔瑪拉給予他的同去西湖隱居的暗示。但他很快又悔恨莫及，寫信催已到廣州的塔瑪拉到杭州與他相會，但1949年8月的杭州和廣州已成為兩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