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氏和徐的小說中彌漫著一種隸屬於中產階級的優雅、閑適，一種藝術家的唯美情趣和鑒賞家的典雅格調，代表著一種將“本能精神化”和“將生活藝術化”的有閑階級的生活情調。這可將之稱為是一種現代“閑情文化”的集中體現，一種擺脫了追求名利的世俗忙碌，所謂名韁利鎖之後，超然出世的生存意境。清人張潮在《幽夢影》中這樣寫道：“能閑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閑。人莫樂於閑，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閑則能讀書，閑則能遊名勝，閑則能交益友，閑則能飲酒，閑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追求”閑情“乃是體驗一種藝術人生，與勞作相對的”閑情“恰恰是美和藝術得以產生的前提條件。勞動創造了財富，”閑情“使人們藝術性地享用財富、創造美。”閑情的最終歸宿是審美的至高境界。當一個人的基本生存滿足以後，人的自由和審美的渴求便成為人的生命的最高追求。
然而在貧富懸殊的現實社會中，“閑情文化”的主體則主要是中高層階級中的“有閑”階層、知識分子，其主要功能即是完善人的本能。即將本能精神化，使人與動物徹底脫離開來，賦予本能以文化的意味。從小說中看，無名氏對“吃”似乎是情有獨鍾，但他所鍾情的實則是一種美食文化。抗戰時期，他在西安的時候，經常到大達貿易行經理汪祖繼的家中做客，汪就是一位很有閑情逸致的生意人，不僅客廳布置得雅致脫俗，而且精於美食。他從不向館子訂菜，非吃太太親手燒的不可。而汪太太的手藝在他的指導下的確達到了非凡的水平。“就論今天一味平平常常的番茄炒蛋來說吧，那不是一盆菜，簡直是一幅畫。雞蛋一卷卷的，展鵝黃色，番茄透一瓣瓣紅色，美極了！更難得的是，那情調，很帶點生日奶油蛋糕的酥軟鬆散氣息，一眼看上去，叫人輕快得很，如聽莫紮特小步舞曲。它炒得一點不拖塌，不顯一粒番茄芯子，不帶一絲水氣，盡管使了不少豬油，卻不露油氣、不覺油膩。它勻靜、純粹、利落，真是又鮮、又香，又好看，又好吃。”
既使在最艱難、最困窘的日子裏，無名氏也沒有拋掉這種淪入骨髓的傳統文人的閑情逸致。六七十年代，他已失業多年，完全靠國外的為數不多的彙款度日，淪落到連垃圾堆裏的破布都要揀回家，洗淨，做抹布用的境地。但他仍然有到西湖邊春遊、野餐的興致。在給卜少夫的信中，他詳盡地描述了這次逸興遄飛、非同尋常的春遊：“正月初九這天，風和日麗，充滿春意。”無名氏到西湖邊草地上獨自野餐，食譜如下：“熟雞蛋兩隻，花生一兩半，糖五粒，燒餅二隻，香蕉酥和麻餅各一隻，黃酒一兩裝在一個小藥瓶裏，在家裏泡好的茶汁裝在一隻酒瓶裏，另以塑膠壺到附近茶室以一分錢裝滿大半壺開水，再以一隻搪瓷杯以開水摻茶汁。這樣獨自小酌，頗怡然自得。行人為之側目，實則隻花了一角七分也（甜點二隻一角，燒餅兩隻六分，開水一分）。其餘食品自家中帶去，既經濟，又方便，且可邊飲邊吃邊享受陽光好風景。無名氏頗有一種處逆境如尋常，苦中求樂的”內功。在四周一片“破四舊”喊殺聲中，他依然沉浸於舊文人的情趣之中，他欣賞的仍是陸放翁“半日不讀書，顧影疑非我，乃知百年後，如此過亦可”以及“重廉不卷留香久、綠葉忽低知鳥至、壞壁苔侵醉墨痕”一類的詩句。在“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他居然開始臨摹碑帖，學習書法，並卓然有成，無名氏可謂是其時代的一個異數。
較之無名氏，徐的閑情逸致更性一籌，他寫了不少散文專談生活中的閑趣，如《論煙》、《談鬼神》、《談服裝》、《論睡眠》、《談女人》、《談情書》、《談吃》等等。徐的都市小說“現代”氣息非常濃厚，小說中的人物也多是其時代的講究生活情調的“摩登人物”。他們抽的是埃及出產的“Era”牌香煙，出則有私人轎車，玩則去“百樂門”舞廳。男主角多為持唯美主義生活態度的“獨身主義者”、“名門閨秀”或“摩登女郎”。他們的情愛關係是一種保持一定距離的審美關係，其中“欲”的成分已被升華，剩下來的是一種泛愛式的“賈寶玉”式的純情、純美。這是一種典型的將生活藝術化，將人生審美化的生活態度。徐小說中的人物，多是一些不事生產的“閑人”，因為不必為生計問題所困擾，所以他才可以專門從事某種“美學和倫理學”的研究；可以有閑暇，有錢財去作“職業戀人”；又因為有高雅的人生趣味，所以能體味到“精神之戀”的美感。總之，中國現代都市閑情文化是建立在半殖民地的大都市的畸形繁榮之上的。它是一種中西文化的混合物，是對於世界性的現代生活時尚的追逐。這是一種建立在現代物質文明基礎之上的西化了的現代生活方式。它往往被主流文化和民間文化譏之為“淺薄的時髦”、“摩登”、“洋派”等等，是啟蒙、革命文化改造的對象。這主要是因為主導文化主要是由革命文化和農民文化組成的，是一種集體性的趨向於平等的文化。而現代都市文化則是一種“個人性”的文化，主要通過一種個人性的差異來表現不同的個性麵貌。實際上它的存在，造成了一種審美格調上的由高到低的差別秩序。這樣一種將生活搞得更精致、更時髦、更有情調的審美格調追求，使他們與大眾文化分開，占據一種審美上的差異和不平等。這就與時代主導話語追求平等、整一化的基本精神相悖的。在舊中國，這種現代閑情文化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大都市的與世界同步的畸形繁榮之上，半殖民地時代的結束也就是它的終結之時。所以上海解放不久，就開始了對他的小說《風蕭蕭》的批判，批判的主要就是那種“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調”，要肅清它作為暢銷書對青年學生的不良影響。到了60年代，姚文元的《照相館裏的美學》，批判的還是舊上海遺留下來的過於精致化的、非大眾的審美情調。至“文革”則將一切抹平，審美趣味、格調上的差別就不存在了，著衣不分男女，非藍即灰，款式也基本統一，審美上的徹底的平等基本實現，等級差別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