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與俗在現代文學中不隻是一個審美品位的問題，更是一個曆史、文化問題，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中，雅與俗會呈現出不同意義。徐、無名氏與現代主流文學的區別集中以雅與俗的對立表現出來，在這種對立的背後隱藏著的是深層的文化價值、審美觀念的衝突。評價徐和無名氏的作品，雅與俗似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筆者不想用一個似乎是約定俗成的雅或俗的標準來對它們進行評判，而想首先考察的是雅與俗的二元對立在現代文學中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變的？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中，“俗”意味著什麼，而“雅”又究係何指？特別是在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性文化、文學格局中，什麼會被劃分到“雅”的一麵，什麼會被劃分為“俗”的一麵，雅與俗背後的新文學的價值等級係統是怎樣的，而“新浪漫派”在這樣的文化格局中又是如何進行自我定位的，他們的文化認同與其同時代的主流文學即“雅文學”或“純文學”相比又有什麼不同？這就需要對現代文學中雅與俗的觀念的形成、演變曆史作一個考察。
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對“現代性問題”討論的展開，有的研究者發出了“捍衛現代文學”的呼籲，這說明關於“現代文學”的觀念不隻是一個指代某一時期的文學的時間觀念，而是與某種構成“現代”的特定價值觀念密切相關的。那麼“現代”文學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學呢？文學上的雅與俗的劃分與這種“現代”文學的觀念又有什麼關係？
對於文學的“現代性”追求並不限於一時一地，而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拉美作家奧·帕斯在20世紀末反省近代世界文學所走過的“現代性”曆程時這樣說過：“現在我們正經曆從一產生就構成現代的這兩種思想的崩解，他們就是把時間看作向著日益美好的未來直線地持續延伸的觀點和將變化作為時間的持續的首要形式的觀念。這兩種思想都已化作我們關於曆史的走向進步的觀念：社會在不停的變化，有時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每一次變化都是一種前進。典型的時間已不再是過去及其虛幻的黃金時代；而實踐以外的時間，天使與魔鬼、良知與罪孽的永恒都已讓位於對進步的崇拜，希望之地屬於未來。在政治活動的範疇變化表現為革命思想；在文學藝術領域則表現為新藝術概念，它建立在與最後的過去決裂的基礎之上。今天未來已不再是一種吸引力，使其得以維持並獲得證實的時間概念正漸漸消失。現代藝術是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回答而產生的既是回聲也是反駁——，從而開創了現代派的先河：它的命運已經與革命是相融為一體。”奧·帕斯對現代性的這種論述也同樣適用於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不過具體到中國，最能體現這種現代性追求特質的應該是“五四”提出的“新文學”的概念。由此把時段意義上的“現代文學”和“新文學”加以區分就很有必要了。“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步入現代社會的文化現象，具有包羅萬象的性質，它可以把相互矛盾、抵牾的文學現象都納入到它的研究視野，而不必有特定的價值取舍。而“新文學”的概念則不同，它有它的特定的價值關懷，它所追求的“現代”則是一種信念化、理想化的“現代”，它構成了一種屬於未來的理想，一種值得追求的目標，它是以對凡俗化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來確證自身，從而表現出一種再建生活價值、意義的努力，把一種“自然狀態”導向“理想狀態”的信仰。所以前者可以說是一種“泛義”上的現代性文學，後者則可以說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現代性文學，一種以反現代性的凡俗狀態為特征的、將文化上的反叛與藝術上的創新融為一體的追求“現代”的文學。它突出的代表著人們去能動地創造曆史、創造藝術的現代性傾向。
“五四”新文學的“文學理念”，是在一係列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中進行論證的，雅與俗的對立、新與舊的對立、人與非人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等，都是攪合在一塊，難以分開的，所以雅與俗已不隻是一個美學品位的問題，更是一個曆史、文化的問題。在梁啟超等人發起的“小說界革命”中，小說是作為一種最佳的通俗教育工具而提到議事日程的，“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隻不過在他們那裏“有用”（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和“最好”（藏之名山的審美藝術價值）還沒有劃上等號，雖然他們提出“小說為文學最上乘”的口號，但他們心目中“雅”的文學的標準還是“古典”的，並沒有像五四人那樣真正體會到現代藝術超出功利之上的美感、意義。像梁啟超對自己創作評價都是很低調的：“吾輩之為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於時勢發起胸中所欲言而已。然時事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為芻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緊，如轉巨石於危崖，變易之速，非言可喻。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古今之為文，隻能以彼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遒鐸而已，過期時，則以覆瓿焉可以。”梁啟超雖然看到時代、曆史對於文學的主宰性作用，但他並未將此視為是文學的“本質”，也就是說，他認為在文學的時代性、曆史性之外，還有某種超時代、超曆史的審美的特性，所謂“藏之名山”的價值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