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五四”文學革命時期，對這種文學的時代性、曆史性的強調則到了驚人的程度，一直到胡適直接將文學與曆史合而為一，而倡導他的“曆史的文學觀念”，他的文學進化觀的主要論點就是：“文學乃是人類生活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隨時代而變遷，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正是因為對文學的共時性審美特性的忽視，所以他的文學見解是非常膚淺、粗糙的，但正是這種文學與時代的聯姻，使“新文學”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曆史意義。
“五四”文學革命之所以能完成梁啟超們所未能完成的文學革命，在於作為一種“異質文化”以西方為參照的“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觀念的確立。這就涉及了新舊文學的一大對立，即“人”與“非人”的對立。依周作人之見，“現代文學”是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的規範，所以它的取舍標準是非常嚴苛的，周作人幾乎把所有的傳統文學都否定掉了，都斥之為“非人的文學”。那麼新文學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按照周作人的說法是：“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這是從觀念層麵上而言，對新文學提出的要求。由此也就確立了新文學的現代“道統”——一種以人的道德為本的，人性解放主義的文學。與魯迅一樣，他心目中的“人”是對於現實的人的超越，他的人文主義是從未來吸取詩情的，人的啟蒙是為了建成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第三種時代：“人的時代”。這種以未來為標準來衡量現代和過去的文學，把現實的人和凡俗化的社會作為批判對象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五四”新文學提倡者對於文學的世俗化采取的是一種批判性重造的態度，他們確定了平民在現代文學中的主體地位，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所倡導的就是“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了通俗的社會文學”。而要打倒的則是“雕琢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鋪張的古典文學”和“迂晦艱澀的山林文學”。這就構成了對古典的精英化文學的“雅、俗”觀念的整體性顛覆。從儒道文化衍生的雅、正觀念在新文學時代已失去了它的正麵價值，而向以為“俗”的“平民”，被立為文學的主體，“平民文學”也被樹為新文學的正宗。但這“平民文學”並非既有的滿足平民審美需求的“通俗文學”，而是一種新的“精英文學”，一種以改造社會為目標的“嚴肅文學”，這使得以娛樂、消遣為旨趣的、喪失了精神超越向度的“俗文學”成為它的第一個改造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