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論者將趙樹理等“文學大眾化”作家與徐、無名氏做比較，說前者是“外俗內雅”後者是“外雅內俗”，的確道出了時代主導文學和作為那個時代的暢銷書作家徐和無名氏的區別。問題是這種“俗”與“雅”的具體所指是什麼，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趙樹理是在以俗文學的形式傳達現代的、革命的理念，“俗”隻具有形式、手段意義而已，其創作的價值認可不是來自讀者市場，而是來自“革命”對於文學的要求。徐、無名氏成名作都是直接麵對讀者市場的寫作，其潛在讀者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識分子、市民、職員、家庭婦女等等世俗社會中的讀者。他們厭倦於日常生活的枯燥平凡、狹隘無趣，徐、無名氏小說以現代人的生活想象和新文學的形式、技法恰好滿足了這個世俗化的、淡漠於政治的社會階層對於生活的幻想和精神需求，所以可稱之為“外雅內俗”，其創作的價值認可直接來自於讀者，來自於世俗社會。從這意義上來理解，雅、俗就不是對其作品加以褒貶的問題，而是揭示其創作的文化歸屬問題。
的確，與其同時代的主流作家或純文學作家不同，徐、無名氏更注意與讀者的溝通，也更注重文學的可讀性、娛樂性、消遣性。特別是徐，他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道學頭巾氣”的說教色彩是非常反感的。1991年台灣出版的他的現代文學史論集《現代中國文學過眼錄》，比較全麵地反映了他的文學見解，他認為：“五四以來的文藝運動，基調上是維道的，道德上的判斷是應該不應該。所以，這些年紀輕輕的改革家道貌岸然地說應該這樣，應該那樣。藝術雖是離不開人生，藝術創作雖是嚴肅的工作，但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者陶醉於工作裏，正是如兒童陶醉於遊戲裏的一種境界。在欣賞的過程中讀者或觀眾陶醉在藝術中也正是一種高貴的消遣。而我們的文藝運動一開始就反對遊戲和消遣，這也實在不是健全的現象。”與新文學提倡者相比，它更認同一種較為自然的文學觀念。即人們看文學作品、看戲就是為了娛樂的、消遣的，應該尊重這一傳統的文學之為文學的特性。由此他引了當時民眾戲劇社的宣言：“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句，當看戲是消遣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戲院在現代社會中確實占重要的地位是推動社會是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羅社會病根的X光鏡，他又是正直無私的反光鏡，一國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的在大鏡子裏反照出來不得一毫遁形”之後，他又作了這樣的評論：“這種說法實在看起來有點離奇，老實說，趣味雖有高下，人們去看戲當然是為了消遣。但是，我們的新文藝運動則要把戲院變成傳道所、醫院甚至是法院，這是多麼煞風景的事。當時，他們一致反對所謂舊劇的，但舊劇五十年來始終是為人民大眾所愛好。而這個號稱‘民眾戲劇社’則反而一點得不到民眾的歡迎。這種頭巾氣的道學架子，正是新青年時代以及以後許多文藝工作者的麵貌。”徐的這種觀點顯然有失偏頗，他與五四新文學的提倡者的本質區別在於一種看待人生的態度不同。新文學提倡者的人生觀是建立在一種改造人性、造就新人的基礎之上的，它是一種麵向未來的生存態度，它所要服務的對象是“將來時”的而非“現在時”的人，而要造成這“將來時”的人，實現未來的合理性的生活，就需從對“現在時”的人的批判和否定入手。而徐則是否定這種新舊可以截然分開的兩種人性的。他又這樣談到人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的問題：“人性是否永久不變？我們可以不管，因為人性之變，所變得還是外麵的東西，它的演變始終是我們人可以理解的變。如果有一天變得我們不可以理解，那麼人類的曆史文化也就中斷，也談不到文學藝術。每個人自幼至老都有變，忽富忽貴、忽肥忽瘦，但我們如果一直認識他，就覺得他的一切都是可理解的。不可理解的變隻有一個，那就是那個人神經錯亂，生活反常，把糞當飯，把頭當腳，而這個神經錯亂的人不管是好是壞，是根本與人的社會脫離，他隻能進入醫院去了。而在人的世界裏，在社會變動個人變動中一切的變都是人可以理解的。”而這種人的可理解的不變性、相同性也就是文學的永久性和普遍性得以存在的基礎。
他認為：“新文藝運動實際上是道德要求大於文學的要求。以後因為大家鑒於中國的貧弱落後，政治的腐敗等等，新青年以改造社會為己任，文學家也就扛起指導人生這責任。現在看起來一方麵覺得可愛，一方麵也覺得實在可笑。說要怎麼改造社會、改良人生，他們怎麼會知道。這等於大家對於病痛雖有同感，可是該用什麼藥，他們毫無所知。因此政治家給他一個藥方，說是這個藥方蘇聯吃過已經起死回生，大家就為其宣揚，而且每個人都以醫生自居起來。”
五四新文學的改良人生、改造社會的道義使命，使他們傾向於表現人生可變的一麵、前進的一麵，所以“新文學”曆史上有一個中心的“理想”，甚至被在“文革”中強行地規定為文學的“根本任務”：那就是塑造能體現出社會進步、具有強烈而鮮明的時代特色的“新人”形象。這種“新人”是與舊的人生徹底決裂的“新人”，是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人”，結果使這種“新人”成為失去了人間氣息的土偶木梗，如“樣板戲”中的“樣板人物”，這樣的新的“人性”顯然是由文化上的“精神錯亂”造成的，也就談不到什麼文學性了。對這種“新人”的出現的企盼源於一種理性的設計人生的理想。但是由於人從本質上來說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組合，這就使這種理性化的人性設計勢必會陷入困境之中。正如美國學者希爾斯所說：“現代社會遠遠不是由理性統治者全盤理性化的社會，這個理想本身，就其性質來說就是不能實現的。生活的目的並不是能由理性來建構，應用理性來實現的。即使是一種合乎目的的理性，也是不能實現的，部分是因為處在人們期望他合理地做出行動的位置上的人，並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之所以不能做到，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是非理性的。而且他們對自己所處的情境，知道得太少，理解得太少，他們也不能合乎理性的實現那些他們所主張的目標。因為他們必須處理的情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己目標的人們所構成的。統治者合理地追求理性化的目標，將會損害那些人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