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的這種理念在1927年“革命文學”之後至三四十年代又進一步發展為“前進文學”，審美個人主義的文學話語因其在“大革命時代”的無為和頹廢，而被逐出文壇的中心地帶，從而與俗文學一樣受到排斥。時代主導文學在這一時期進一步走上社會政治革命之路，並因此把對於文學上的自由主義、唯美派、頹廢派、隱逸派的批判作為文學內部鬥爭的焦點。他們的“文學”觀念也因而發生變化，開始把政治上的“前進性”看作是文學的首要標準。正如魯迅在為白莽詩集作序時所說：“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悠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而屬於“此一世界”的文學其作為“時代文學”而存在的合法性，開始動搖。也就是說時代所需要的已不是審美意義上的文學，而是政治革命意義上的文學，適應於五四時期的“純文學”這一概念開始為“前進”文學所取代，“純文學”按照錢穀融先生的定義主要指的是“藝術目的上的純正”，“以滿足人的審美需要為目的。”當人被劃分成階級的存在之後，這種以普遍意義上的人性、人情為表現對象的“純文學”已不合於時代，“前進文學”就是對其的逾越和匡正。由此造成的是一種文壇上的嚴肅文學、純文學和俗文學的三足鼎立局麵。
“前進文學”的出現是五四新文學理念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它倡導的是“革命文學”，因為“革命”是達至其“現代”目標的惟一手段。“現代”在這裏不隻是一個時間概念更是一種價值判斷。與西方進入現代之後的文學藝術的世俗化傾向不同，西方是對於宗教禁欲文化的顛覆，價值支撐由彼岸移向此岸，由此形成一種以世俗人道主義為中心的價值觀；“五四”新文學的“現代性”訴求不隻是要把世俗生活從傳統禮教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要轉向一種新的信仰，以實現一種合乎理想的新生活。對這種合理化的新社會、新生活的向往給新文學帶來了一種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理想精神，他們抱有一種直接的、利他主義的、為民眾需要服務和全體民眾幸福之絕對可以實現的信仰。為實現這種信仰他們具有一種禁欲主義的自製和真誠。作為社會的改革者，他們首先憎惡的是塵世的浮華和世俗的享樂，憎惡一切物資與精神的奢侈，對曲高和寡、精致雕琢的藝術持一種輕蔑的態度。他們所提倡的文學是一種“血和淚”的文學，他們全身心地關注社會的弱者和窮人，不隻是他們當作不幸的人，而是把他們的不幸看作是社會不合理性的證明，因而希望通過社會的改造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狀。一言以蔽之，他們的確是在以一種“出世”的精神從事一種“入世”的事業。由此出現一種我稱之為“信念式、終結性的現代性”，這種麵向未來的、要在社會曆史中實現其“現代”設計的理想主義精神，就構成了主導文學話語為審美個人主義文學話語所缺少的精神崇高感和世俗文學所沒有的精神向度。這種超凡拔俗的精神境界成為現代文學中的“嚴肅文學”的一個重要標誌。對於世俗生活的批判和超越態度和為理想奮鬥獻身的精神是構成主導文學的“嚴肅性”的深層根源和為時代所默會的共識。
徐、無名氏小說之所以被歸到一起被稱為是“新浪漫派”文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被主導文學話語所共同排斥的結果。兩者的精神區別在於一種是立足於集體的現實主義“理想”，一種是立足於個人的浪漫主義之“夢”。“新浪漫派”一方麵沉迷於世俗生活中無從擺脫，一方麵又以一種個人性的浪漫之夢超越灰暗的現實。他們實際上處於一種雅與俗的中間地帶，一方麵他們沒有割斷來自世俗生活的紐帶，由此相對於嚴肅的時代主導文學，自認“凡庸”；另一方麵他們又無法完全沉湎於世俗生活，而表現出一種對世俗的內在超越意向，所以又有夢和浪漫的追尋。這種文學在30年代已被逐出文壇中心，而與作為“俗文學”的市民文學比鄰而居。但他們頗安於他們的邊緣地位卻頗以“俗”自誇，安於此一世界的生活。不管是“新感覺派”的穆時英、劉呐鷗，還是張愛玲、蘇青等，都表現出一種世俗化心態和非英雄化的傾向。因此可以說在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方興未艾之時，文學的世俗化傾向又開始抬頭，至抗戰時期，特別是在淪陷區，又出現了一種世俗化文學興盛的小氣候。張愛玲在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能夠發現一種詩情和感動：“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不知為什麼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由此很少寫詩的她，寫了一首詩《中國的日夜》，題目很像是主導文學、“宏大敘事”一類，但這“宏大”卻是從人倫日用之常的生活場景中生發出來的。把“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和“我的青春、我的人民”的抒情放在一起，正是可以見出身處亂世、劫難餘生的人們對於日常生活詩意的重新發現。這是為張愛玲所獨造的“俗中之雅”。從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一種對於國家、民族的深深的依戀和認同。張愛玲力求讓自己沉澱於日常生活之中，但是她清楚“思想複雜一點的人，再荒唐，也難求得整個的沉澱。”所以她於“凡俗”的一麵之外還有“蒼涼”的一麵。蘇青則比張愛玲單純，正如她自己的表白“我是個徹頭徹尾的俗人，素不愛聽深奧玄妙的理論也沒什麼神聖高尚的感覺。”她是講求實利的，並由此出發顛覆了既往的一切道德價值觀念。她認為：“忠臣不一定要文諫死、武戰死才算忠到了家。文諫得得體，皇帝欣然采納，賞賜有加，武戰得得法，殺退敵人，衣錦還鄉才算頂合理想。換言之，即犧牲小而代價大，或不犧牲而獲得好處，才是頂頂值得讚美的行動。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犧牲也要犧牲的上算。”這是完全生活於世俗境界中的小市民的生活理想，俗得可愛也俗得可悲，完全失去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向，對於更高境界的生存完全缺乏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