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從“五四”說起，但“五四”並不是中國追求“現代”的思想文化思潮的開端、起點，而是清末民初以來的現代性文化思潮發展的一個結果、一種必然趨向。即使就五四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中的“吃人”指控而言，1903年的《新民叢刊》就有《虞初新語·人肉樓》這樣的寓言小說，立足於現代性的價值立場之上，將中國曆史、文化喻之為“吃人”的曆史和文化。現代意義上的啟蒙主義的興起，是以“文化西化論者”的精英主義話語的出現為標誌的。其特點在於它以價值重估的精神，完全顛覆了中國固有的“文明”與“野蠻”的概念，建立起以西方為“文明”而東方為“蒙昧”的價值判斷。從而以“文明與愚昧的衝突”，展開現代性的啟蒙主義敘事。這種“現代”啟蒙的意義，自然是非常重大的，它代表著中國文化在西方外來衝擊下的一種適應變化、接受挑戰的能力。不經過這樣一種現代化的啟蒙，就不可能完成中國社會由傳統到現代的轉換。但由於這種啟蒙是在一種社會失序、心理緊張、文化危機的情形下進行的，救亡圖存的急切功利性使這種啟蒙帶有了一種時代性的偏頗。具體表現在它對中國傳統徹底否定的同時，樹立起西方文化的普世權威，將“西化”等同於現代化，從而出現了將“西方”理想化的傾向。其理性之劍隻指向自身，而未指向“西方”。
西化“文明論者”的精英立場顯然是以“文明與愚昧之別”超越傳統的“華夷之分”的結果，這自然是個極大的進步，但由於將“文明”簡單地等同於“西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站在“文明”一邊，就變成了站在“西方”一邊，這就難免使它帶有思想的盲區。所以對於這種文明論者所代表的“現代性”的反省，也就有了必要。五四人的人的理想建立在一種“自然人性論”的基礎之上，所以，胡適又將其稱為一種“現代人化宗教”，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人的信仰。這種信仰首先立足於人的自然欲望的滿足自上，其對於人的理解帶有一種科學主義傾向。蔡元培在1904年曾寫過一篇政治寓言小說《新年夢》，可以代表世紀初中國人的一種典型的現代性人生設計。他所據以進行這種現代性設計的理論基礎是一種科學合理主義。根據此原則，描繪了一個世界大同的前景。這個世界大同到來之日，蔡元培先生把它定為下一個甲辰年（即1964年），這是一個為期六十年的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宏偉構想。佛洛伊德認為：任何文明的確立都建立在對人的自然本能的壓抑之上的，因之根本不存在一種無壓抑的文明。但他區分了“必要的壓抑”和“不必要的壓抑”，壓抑的減輕、縮小，人性的不斷解放，應該是現代文明發展的一個趨勢。但現代社會烏托邦主義者所構建的、所要實現的則是一個消除一切壓抑的烏托邦王國，但其結果卻往往是以一種更為專橫的“現代”的壓抑代替了以往“傳統”的壓抑。這與其對於人的理解的片麵、狹隘大有關係，也是現代性的“自反性”的一種突出表現。
對“現代”的追求突出表現為與傳統的決裂，它代表著一種直線向前、不斷進步的時間觀念。“現代”追求者往往有一種尋找“替罪羊”的心理，將人類種種惡都統統歸之於“傳統”，而人類至高的善隻能期之於未來。“現代”就成為一種為未來生存，向未來敞開的時代，它以未來的名義否定當下和過去。他們心中的世界是一個“時時更新，刻刻進化”的世界，猶如風馳電掣的列車不斷向預定的目的地挺進。中國啟蒙主義的“反傳統”的激烈態度也並非始於“五四”，清未民初的無政府主義者較之五四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對現代的追尋不僅有理性化的動力，更有一種情感的驅動，是理想主義的改造世界的強烈願望與現實的黑暗、沉悶、腐敗、墮落相激而引發的一種強烈的情感反應。在這方麵，魯哀鳴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小說《極樂地》可作為一個代表。正是這種主觀情緒化、理想化的對“現代”的追求，使其力圖“畢其功於一役”，徹底超越一切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和曆史階段，而達到一種絕對完美之境，由此對“現代”的追尋也就變成了一種超向無限的精神朝聖運動。這使這種激進主義的對“現代”的追尋，自身成為一種“反現代”的唯意誌主義的社會改造運動。
“反傳統”與追求“現代”是現代性的一體兩麵，不但魯哀鳴之類的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在反傳統，傳統內部也受時代衝擊，正在進行著自我顛覆、自我脫魅的現代之變。經學傳統在清代的兩大流派到了康有為和章太炎手中都已發生巨變，康有為托古論製，作《新學偽經考》，對孔子作“現代包裝”後隆重推出，這種古為今用已使孔子麵目全非，“尊孔”足以造成“倒孔”效果，這是對傳統作功利主義改造所造成的變形、失真。章太炎作為古文經學的代表，受佛學影響極深，又曾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寫過《五無論》。所以他眼中的儒家典藉已全失其作為“經”的意義，隻是被當作一種文獻史料來看待，所謂“六經皆史”，這是一種已經經過了脫魅處理的失去了信仰意義的理性化態度。據說章太炎在日本給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上課時經常以調侃的方式談論孔子，這種態度表明他是將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對象——一種思想標本、文獻資料來看待的。總之傳統文化的“克裏斯馬”權威到清末民初已喪失殆盡，這使“現代性”的反傳統思潮凱歌東進幾乎沒遇到太大抵抗，就長驅直入，成為時代的主導話語。這與中國內憂外患的時局有關，隻要能“富國強兵”，一雪飽受列強欺淩的民族之恥，任何變革都是容易被熱烈地擁抱、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