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基本主題就是“啟蒙”和“革命”，兩者的思想基礎都來自於“求變”、“求新”、適應時代潮流，順應曆史趨勢的進步主義理想。嚴複的《天演論》一反守舊厭變的天朝習氣，指出：“無異、無擇、無爭，有一然者，非吾人今日所居之世界。”而對於斯賓塞這樣的社會進化論者依“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開出的世界前景，他則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樂觀承諾：“誠使繼今以往，用其智力奮其誌願由於真實之途，行以合同之力，不數千年雖臻郅治可也。”由這種憂患與希望交織在一起的“進步、救亡”情結，主宰了幾代人的心靈，從一則魯迅講述的軼事中，可以窺到為《天演論》所喚醒的一代人的急迫、焦灼心態：魯迅在南京讀書時，曾發現有一個同學，每天晚上都要背著包袱，繞桌急走。問其故，答曰：在練習逃難。當時魯迅很佩服這位同學，以其為不可多見的時代警醒者。支持魯迅的啟蒙信念的恰恰就是這種社會進化論的信仰。麵對這種進化論者所描繪的刻刻進化、日日更新的時代圖景，魯迅把推動時代和適應時代看成是這種生存哲學的具體實踐。所以“時代要求”、“曆史趨勢”就成為了現代的一種最大信仰。由對非理性的曆史所作的理性的論證構成了曆史理性的至高地位，為此可以付出一切代價。從此點入手，魯迅很多激烈偏頗之論，都可以得到說明，如魯迅關於“不讀中國書”的勸導即是一例。它將看中國書與做人、行動對立起來，認為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呢。在給許壽裳的關於教子的私人信件裏他有這樣一番解釋：“漢文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必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但我輩以及孺子生當此時，須以若幹經曆犧牲於此，實為可惜。仆意君教詩英，但以養成適應時代之思想為第一義，文體似不必十分抉擇，且此刻誦習未必於將來大有效力，隻須思想能自由，則將來無論大潮如何，必能與為沆瀣矣。”（1916年致許壽裳信）經曆過二十世紀的風風雨雨的中國人都會清楚，這的確可以稱得上是身處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中的現代中國人要活下來所必識的“時務”和生存智慧。
《天演論》固然使人警醒、催人奮進，但它對於“進化”的盲目樂觀信仰，又使它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宿命論者。它的一廂情願的某些“理想設計”之淺薄可哂是不言自明的，問題在於它關係到是否願意“進步”、應該如何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問題，而教人不敢小覷。這種對於“進步”的盲信，導致的是一種新的“媚俗”，它在“創新”“進步”的名義下為虛無主義、非理性的破壞衝動大開綠燈，為一浪高過一浪的打著進步的旗號，而行倒退之實的毀滅人類文明的浩劫推波助瀾，應該說，它是二十世紀人類的主要病症之一，中國也可以說是這種“進步症”的重災區，我們不但搞過“大食堂”，還放過“衛星”，“跑步進入過共產主義”，殊少人敢對這樣的“進步”、“躍進”提出質疑。跟上時代的潮流，趕上曆史的步伐似乎成為我們人生在世的惟一要務、最高意義。我們的文學也多的是暴風雨來臨前的海燕、時代的鼓手，而少的是敢於向時代信條提出質疑的“以自己的思想為主宰的”思想者以及在人類文明遭遇浩劫之時，能夠捍衛文明使其免遭由於思想錯誤而造成毀滅的文化資源。
與中國的情形非常相似，20世紀的俄國也是在接連不斷的劇烈的社會動蕩中度過的。連綿不斷的肅反、流放、槍決、監禁，充斥著這段時期的曆史。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仍然可以讀到被譽為“塵世的聖母”阿赫瑪托娃，為無辜受難者所寫的《安魂曲》。讓人們看到了超出於強權之外的另一種更為偉大的力量——一種人的良知的存在。這讓人想起了西方的一句諺語：“魔鬼的手掌總會有露光的地方”。促使阿赫瑪托娃敢於對慘無人道的暴行說“不”的緣由，不在於某種政治上的遠見卓識，而在於俄羅斯文學中可引以為自豪的深厚的宗教道德傳統，這種傳統成為內化為作家的心中的良知，使他們在任何撲朔迷離、波譎雲詭的曆史情境中都不至於完全失去人之為人的常識和理性。這使20世紀的俄羅斯在這樣嚴峻、高壓的時代，反而出現了文學史上輝煌的“白銀時代”。1970年因獲諾貝爾文學獎，而被當局驅逐出境的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關心的不隻是自己祖國的苦難，也是20世紀人類的共同的苦難。他對其時代的人類生存表現出一種深遠的道德憂慮，在諾貝爾獎獲獎演說辭中他如此表達了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