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存的20世紀較諸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殘酷；一切叫人驚心動魄的劣跡敗行，到了五十年代以後仍舊沒有終止的跡象。穴居時期人類原始野蠻的感情——貪、妒、恣意的彼此仇恨等等在泛濫過程中，竟以階級鬥爭、種族鬥爭、集體或工會鬥爭等響亮的化名出現，粉碎了我們生活的世界，並使之陷入空前混亂的局麵。初民好勇鬥狠的頑劣品性竟被演化升華為理論規準，而目為合乎道統的一種美德。在無休止的內戰中，百萬生靈為之塗炭。它繼續腐蝕人心，灌輸我們錯誤的思想，認為世間無所謂恒定、普及的正義與善惡地觀念可言，認為這些隻是鏡花水月永遠隨世情而變幻，因而個人必須永遠適應團體之需要而行動。任何職業性的集團，隻要有，便能做。攫取什麼，縱非合法，且無需要，亦必傾全力去取得，而社會因之解體可以不管。從外麵看去，西方社會上下振蕩的幅度已至極限，過此一步，整個體係勢必無法回變穩定，而終至徹底崩潰……
而且，這種日趨肆虐的毀滅人類文明的破壞性、功利性衝動，“愈來愈不受曆代相沿的規範所製約，它喧囂著勝利之姿，橫跨世界，毫不在乎暴力必亡的曆史真理。不僅其本身暫得小勝，而且連它鼓吹的道理亦一時得到普遍承認。整個世界浸淫在力量便是正道、正義無足憑恃的狂妄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附魔者，上一世紀（19世紀）還隻是據占一隅，如今竟紛紛在我們眼前爬過，成為世界共同之夢囈，包括連他們自己都不曾想到過的國土在內。年輕的一代，無知而又不解人生的痛苦，在除卻性交之外毫無所知的年齡，竟歡天喜地地把重蹈吾人所棄的十九世紀俄國的悲劇，而以為是新發現……（他們的）庸俗無知處在於他們缺乏對人性基本的了解，天真膚淺處在於他們幼稚心靈中無經驗基礎的盲信。於是他們說：現在我們要打倒貪婪殘暴的壓迫者，從他們手中爭得世界，然後放下屠刀，我們會變得公正而有理性。
而且，使得作家更為痛心、難以置信的是麵對這種文化毀滅主義的狂潮：“一些有人生經驗，能夠識得利害的，一些有資格去駁斥他們少不更事的，不但不敢去數說他們，反而巴結他們，討好他們，以免被譏為守舊、落伍。”這又是一種典型的“現代迷信”現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將之稱為是一種‘桎梏性的進步遐想’，一種流行於現代的對於“進步”盲目崇拜和現代媚俗。
索爾仁尼琴說這番話的時候，正是世界範圍內的“紅衛兵運動”和“嬉皮士運動”等方興未艾之時，在這樣一個反文明、反道德的激進浪潮達到頂峰的時代，他重新標舉作為一個作家的道德良知，捍衛文明，以免使其為這種時代浪潮所吞沒，是需要一種遠見卓識和道德勇氣的。他向所有的藝術家呼籲：“一旦以藝術為己任，終身便無法再把它遺棄。作家決不能廁身事外，以超然的態度去藏否時人和批評自己的同胞。他應該分擔自己的國家和同胞所犯一切罪孽的結果。難道我們膽敢宣稱，現在這個世界所患的潰瘍真個與我們無關？”
回顧百年中國文學所走過的道路，幾多崎嶇、幾多坎坷，直至走進“文革”這樣的死胡同裏，留下“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時代軼事讓人回味無窮。凡此種種，都與這種建立在進步主義信念上的“時代媚俗”有不解之緣。我們既得到了五四摧枯拉朽式的“曆史的文學進化”觀念的恩惠，但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它所帶來的匱乏和荒蕪。“五四”他律論的文學觀使文學完全聽命於曆史的要求之下，不僅使文學失去其獨立於曆史的審美特性，而且使個人失去了向這種“時代潮流”保持距離、提出質疑的權力和能力。像徐訏晚年所寫的《你說》等作品，就很充分的揭示了個人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所挾持、為無所適從的輿論所左右，而感到的不得其所的困窘和荒誕感。這種“免於……的自由”恰恰是大動蕩的變革時代求之而不可得的東西。它自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靈丹妙藥，但卻為維持一種人性化的社會存在所必需。這種個人主義的自由選擇正是“新浪漫派”文學的靈魂所在，無名氏在他的《無名書》中說得更明白：“生命中我隻愛兩樣東西：自我和自由。沒有前者，我等於一個走動的軀殼，比死更可怕的死者；沒有後者，活著隻是一個刑罰，生命隻是嚴懲。”20世紀文學所走過的坎坷曲折之路，促使著我們去反省它的光榮和夢想、成就和缺失，否則我們就有負於這段波瀾壯闊、代價沉重的曆史。